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比较[日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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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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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入侵的作用下，同为东亚封建国家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社会转型、谋求民族生存的重大课题。两国由此开始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的屡次变革不但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陷越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决定了两国近百年来不同的遭遇。以史为鉴，略论他们成败的原因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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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9世纪中后期 中日两国 近代化 比较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国门。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领的一支舰队闯入日本江户湾，幕府无力应对，被强行叩关成功。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被列强打开国门相隔仅十余年，但两国迈向近代化的经过与结果却相差甚远。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国，而这时期的中国却不断丧权辱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个中的原因及教训值得我们探索，这固然与当时中日两国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要远大于日本等外部因素有关，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笔者将试图从中日两国自身的角度去略论失败与成功的原因。
一、传统社会的比较
（一）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自秦朝以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不断强化，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这种体制以皇权为核心，国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均由皇帝独断专行。在地方上，中央通过郡县制、科举制等任免官吏，严格控制地方，不允许其形成独立世袭的军政力量。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为中小地主甚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比较公平的升迁途径，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当然，由于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太过偏窄，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的近代，它的直接危害就是妨碍了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缺乏学习西方的热情。同样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抢手货，在中国却无人问津。由此可见，中国臻于完美的封建政治体制使得在其内部难以形成离心势力，很难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
日本近代之前，中央政府处于“二元制政治结构”，既有天皇领导的朝廷，又有将军把权的幕府。天皇名义上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将军才是日本的主宰，握有实际的权力，这种政治结构使天皇和将军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改革前的日本虽然是封建国家，但与中国不同，它是由260多个藩国组成的松散国家。幕府虽有统辖各藩大名之权，但对藩国并无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国有较大的独立性，这种松散的“幕藩体制”有利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壮大。除此之外，日本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实行严格的门阀世袭制。不仅“士农工商”不得跨越，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界限分明，不得流动。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但富有才学的中下级武士无法获得较高职位，越来越引起他们的不满，最终走上了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就在日本被打开国门后不久，带有反幕性质的志士们便逐渐在离心倾向越来越大的长州、萨摩等藩集结，并以此为倒幕基地，最终推翻了已成为众矢之的幕府。
（二）经济体制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日两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不同，是导致两国近代社会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
中国自战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无论是谁只要有钱都可能成为地主，地主阶级向社会开放。这样，土地总是在社会上富有或有权人的手中流转。这种极富弹性的土地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加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土地是最保险、最有价值的财富，于是商人、手工业者就根据“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的准则来进行经济活动，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由于缺少再生产的资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这样的商品生产不但不能使自然经济分解，反而成为后者的补充，保持它的稳定”。[2]直到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中国的地主阶级没有面临像日本幕府中下级武士那样的生活危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仍然较为优裕稳定。
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大体与西欧相同，属于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将军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占有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土地分封给260余个大名。大名的领地不能买卖或转手，实行长子继承制，只要向将军履行一定的义务，便可世代占有。富裕的农民、商人或高利贷者即使购置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可能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种土地所有制缺乏灵活性，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不同，日本的大名跳过武士阶层直接将土地分小块出租给农民，而作为统治集团重要成员的武士阶层却无方寸土地，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以卖身为代价换取仅够勉强维持生计的“禄米”。幕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商人之手，农民越来越贫困，大名和武士的经济地位日益削弱。一些中下级武士迫于生计，开始冲破禁令，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化为工商业者，逐渐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大名在财政上也越来越依赖商人，商人阶层的力量日益强大，以致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西方的入侵，进一步动摇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幕府的统治危机日益严重。
（三）文化传统方面：中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农业生产，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农耕文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曾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国人很早就把自己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文化的本源，把周边民族或国家视为蛮、夷、狄、戎，近代来自欧洲的洋人也被称为蛮夷，对自己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逐渐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缺乏学习外来文化的热情，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变，在大变革的近代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时至清末，中国已经很落后了，但上述观念依然非常强烈。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列强曾强迫中国接受这一条款：“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很多中国人仍然我行我素。显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纳，这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则不同，长期以来处在发达的中华文明的边缘，文化上相对落后。其四面环海，境内多山少平原，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属于海洋性文明。这种文明的共有特征是具有开拓精神、开放特性。为了生存和发展，日语论文题目，日本民族的危机警觉性强，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总是积极地摄取外来文化，同时又不放弃固有的民族文化，导致日本是一种“并存型”文化。[3]在古代，他们一直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榜样，进行有取舍的学习。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德川幕府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颁布了“锁国令”，但特许中国人、荷兰人在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居住生活。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即所谓“兰学”，开国前日本的兰学者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新思想的传播改变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很多兰学者成为日后明治政府的灵魂人物。
二、改革中的比较
（一）指导思想：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形势是东方落后于西方，这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化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呢？日本明治维新时制定了“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1885年，著名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首先提出了该思想。他主张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洋文明，否则只会丧权辱国，受制于人。为了尽快融入西方，明治政府成立后派出了一批批使团和留学生赴欧美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作用的一次当数岩仓使团，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包括众多政府重要官员的庞大使团出访欧美，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2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考察，日本领导人进一步看到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相结合，开始探析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与日本如饥似渴地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不同，此时的中国政界长期陷于“本”与“末”、“体”与“用”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本质上是一些带有买办性质的封建官僚。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4]由此，洋务运动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企图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结果如何呢？甲午中日战争中，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充分证明，没有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战争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企望用全面学习西方、维新变法的办法来挽救危机，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提出一个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抬出孔圣人来造势，不惜曲解甚至改动孔子原文，以附会西方的民主政治，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天的政治软弱性，这种杜撰和违背史实的变法理论遭到大批顽固守旧官僚和学者的攻击，变法最终失败。
（二）改革内容：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运动，它涉及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5]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从军事、经济、政治、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政治领域：日本倒幕成功后，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在1868年3月发表了《五条誓文》，明确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同年4月又发布了《政体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近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设国会，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制度。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政治方面几乎毫无触及。戊戌变法时，维新派虽提出开言路、兴民权、精机构、裁冗员等政治主张。但未涉及根本的开议会，行立宪，废除君主专制等内容，没有触动封建顽固派的实权地位，这反映出维新派的行动比宣言明显落后。
经济领域：经济改革是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明治政府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土地买卖，推行有利于政府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接着，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政府首先创办一批规模大、技术先进的“样板”公司，以供私人效仿，把民间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道路。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明治政府就转而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成为工业强国。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为辅助军事工业的发展，开始创办民用工业。这些公司大多采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官有权、商无权”[6]，生产不计成本，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根本达不到“求富”的目的。甲午战争后，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公司大部分宣告破产。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但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严格限制民营公司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法，但未涉及根本的土地问题，也就不可能发动广大群众，使改革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他很多方法由于时间短促和顽固势力抵制，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文化教学领域：明治政府大力倡导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所谓“文明开化”。许多留学生和使节团漂洋过海考察学习，大量西方的作品被翻译成日文，日本出现了一批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有力地推动了改革。此外，明治政府确立了教学兴国的方针，把发展教学作业“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按照欧美国家的模式进行教学改革，逐步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学院的三级教学体制，其中小学为义务教学。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保证了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办洋务的需要，洋务派曾创办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同时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学制，更未触动封建教学体制，改革流于形式。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教学改革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化教学的发展。但改革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更多地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学校的规模数量和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尽管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改革还涉及其他方面，但仅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异同：明治维新为了改变日本落后状态，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而中国在近代化的挑战面前，反应较为迟钝，改革非常有限，加上当时种种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始终无法摆脱落后的状态。
三、领导阶层的比较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领导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领导阶层有很大异同，这是导致两国改革出现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一）两国领导阶层的本质不同：“在洋务之前到洋务时期的整个期间，清朝政权的统治，从种族上讲，是满族的，而且是西太后一派的统治。从阶级上讲，则是满族、汉族的大地主阶级的统治”[7]。领导洋务运动的奕、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只是一些相对开明的封建官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他们深感要适应这“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必须探究新的出路。洋务运动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其目的是企图利用西方的“器物”、“技术”来巩固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全面地改造社会。领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力量不足、软弱妥协，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仍然对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可想而知。“日本明治维新走的是一条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8]。领导明治维新的是逐渐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他们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国情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能够全面学习、摄取西方文化之长来改造原有社会。这一领导阶层和中国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的领导阶层有本质的区别。
（二）两国领导阶层所掌握的权力大小不同：中国的洋务派并没有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的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慈禧太后手中。“洋务运动并不是整个清朝政权所一致进行的一项基本国策，而是政权内一部分人的一小部分改革”[9]。因此，洋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和强有力的领导，实际上只是一些相对开明的封建官僚在地方上各自为政，兴办“洋务”，在此过程中时常受到清廷和顽固势力的阻挠与破坏。当慈禧太后为庆贺自己六十大寿而挪用海军经费，致使中国海军停止发展时，日本明治天皇却亲做表率，“省内廷之费”充作海军军费，鼓动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使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前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洋水师。由于得不到最高权力的有力支持，洋务派很多举措很难取得成功。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手中无权，家无巨资，只有一腔热血，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在顽固势力的进攻面前，他们又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终使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很快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下进行的，因此，推行改革时比中国要顺利得多。但日本毕竟也经历了较长的封建社会，改革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明治维新时期，一些农民因为改革没让他们得到想要的土地，甚至一度加重了负担而心怀愤恨，不断起义。一些武士因为被剥夺特权而不满，不断发动叛乱。特别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曾经作为“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也率军反叛。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维新集团大权在握，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对阻碍势力进行镇压，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领导阶层本身的能力和见识也有较大异同：洋务运动的领导阶层本身就是封建官僚，没有接受过西方文化教学，又没有出国系统考察学习的经历，他们的近代见识自然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相比。即使像沈葆桢这样的洋务大员，也因“识见不广”，竟在其任两江总督时，从英国人手中以重价买回淞沪铁路加以拆毁。此外，洋务派遇事妥协退让，各派系之间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斗争，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甚至巴不得同道失败倒霉。甲午海战中，中国的其他水师拒不支援身陷重围的北洋水师，坐视其全军覆灭就是很好的例证。领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缺乏政治智慧，好清谈少谋略，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维新派内部非常松散，没有组成全国统一的政治团体，没能团结利用好各种社会力量，以推进改革。康有为等人又毫无从政的实际经验，有些变法方法急躁冒进，缺乏可操作性。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面前，康有为等人不知所措，唯有“抱头痛哭”，而明治维新的领导阶层较早地接触过西方文化（兰学的传播），在明治维新前，他们就掌握了西南几个强藩的实权，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基地，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藩政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善于利用形势，日语论文，并能适时调整策略，注意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以缓解倒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明治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人曾赴欧美系统地考察学习，对西方文明有直接的了解，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西方的决心，这些都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造成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成败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通过二者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教训和启示。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革。借鉴近代中日两国变革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方地.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看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争鸣，1984，1.
[3]依田熹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探讨.北京学院出版社，1997：183-190.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5][8]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6]袁之舜.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2.
[7][9]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探讨，1985，1：220、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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