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1日，中德作家论坛在中国社科院开启。这是中德两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一流作家对谈活动 莫言和布劳恩代表中德作家率先演讲后进入交流环节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德国作家坐在一起，加上现场优秀的翻译，就具备了对话的条件，可真要对话就会发现这事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探讨所的李永平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忙了快两年，才让这20多名作家最终在北京坐到一起。9月1日在中国社科院，8位中德作家谈了一天，第二天换到人民大学其他作家接着谈，人更多，地方也更大。中国社科院这一场，中国这边有莫言、刘震云、贾平凹、毕飞宇等，德国来的有沃尔克·布劳恩、乌尔苏拉·克雷歇尔、马塞尔·巴耶尔等。这是中德两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一流作家对谈，并且还将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继续下去。
对话的艰难体现在双方作家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发言的界限。莫言自嘲了一番，回忆了自己与德国的渊源，接着说，作家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作为人的作家有政治倾向，而著作则绝对应该中立、清醒、去政治化。北京大学的黄燎宇教授于是问，政治观已经在人的潜意识里，如何能握起笔来就变得中立？莫言哈哈一笑说，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紧接着莫言发言的沃尔克·布劳恩出生于1939年，是东德最好的作家之一，1988年获得了东德国家文学奖，在2000年又获得了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他在两德统一后的著作充满了悲观和忧伤，一直尝试研讨东德失败的原因，按理说他应该反驳莫言的话，可老作家太有礼貌一句没提，他的发言很短，却十分抽象：“文学……像现实一样，是如此的不羁，令人意外。它是作家胸中的战场；恰恰这些毫无保留的书籍可能是最为勇敢的。”
随后的瑞士人罗尔夫·拉佩特倒和莫言想法一样，他的发言题目是：“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的振动仪。”总体说，这次论坛的论题偏向宏大叙事，作家们在谈论责任、自由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大环境，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阅读的肤浅化。政治关系似乎是永久说不清的话题，倒不如谈谈眼下现实。总的说，大家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不管在德国还是中国，作家们都意识到在大环境下故乡和传统的重要性，对应危机的办法依然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面对世界的“大”守住词语的“小”。尤迪特·库卡特说，德语毕业论文，无界限的交流是一个梦魇。贾平凹说，我们相信文学艺术依然还顽强，依然还神圣。
有时候也会出现无法交流的情况。马塞尔·巴耶尔的讲稿是所有作家里最抽象的。他不长的报告里出现了“资本流”、“信息流”和“亚历山大·克鲁格”，后者是德国作家和导演，在德国非常有名，但在中国看过他著作的人寥寥无几。克鲁格曾经拍过一个长约9个多小时的影片《资本论》，主旨是为了阐释马克思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克鲁格说，作家在一个处于工业化故事性的电影图像之彼岸的世界中栖居，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反对那些流水线产品般讨人喜欢的故事，德语毕业论文，那是文化工业要做的事。结果马塞尔·巴耶尔没有收到台下的任何提问。
三天后又见到了马塞尔·巴耶尔。在这三天里我读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卡尔腾堡》。他是第二次来中国，我问他经过这次交流对中国文学有什么新的认识？他很谨慎地说，暂时还得不出什么印象。但他觉得中国人很开放，城市很有活力，人们愿意在路上花费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而德国人都懒惰躲在小城不愿意出来。当天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朗读他的著作选段并回答提问，有不少参与者也都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前来，他很兴奋，会后连喝了好几杯咖啡。 马塞尔·巴耶尔：评论家们都读得太快了 马塞尔·巴耶尔
东西德的统一关于很多德国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让他们重新来思考这个国家的历史。1965年出生的马塞尔·巴耶尔没有经历过“二战”，他的父亲在战争结束时也才1岁，但他的几部小说都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曾经住在西部的科隆，1996年搬到了东部的德累斯顿，按他的话说，他趁东西德的异同还没有消失，赶紧搬过去。他的最新作《卡尔腾堡》于2017年出版，2017年译成中文。
卡尔腾堡不是一个德国城市，而是一个鸟类学家的名字。他先后生活在波兹南、德累斯顿和维也纳，这本书的内容是叙述他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89年之间的生活经历，看起来平淡，可是要看懂全书绝非易事，翻译这本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教授说，这本书比卡夫卡的《审判》还难翻译。这时马塞尔·巴耶尔指着德文版小说的封面说，看，这里有一只寒鸦，而卡夫卡在捷克语里的意思就是“寒鸦”，这可不是偶然的。
但《卡尔腾堡》不是一本故弄玄虚的小说，相反它写得极其卓越，举重若轻，纳粹、柏林墙和“冷战”这些无比重要的事被轻描淡写，而在笔下真正着力的创伤事件，是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叙事者的父母在这场轰炸中丧生--这段里没有描写任何死难者，而只是细致叙述公园里的各种鸟儿如何在瞬间以多种惨状死去。小说用笔极简，叙事又不按线性的老路，而是把事件掰成许多细节，分散到人物记忆中，似乎总有一个幕后之物在等待读者去发现。尤其是主角卡尔腾堡本人，他总是在叙事者、他的义子冯克的回忆中出现，但他对自我的叙述到小说末尾变得不可靠，他在简历里删去了自己在波兹南的生活经历，似乎是为掩盖他参加过纳粹的现实，这关于奉他为精神导师的叙事者来说是沉重的打击--这个世界终究乱套了。 说吧，记忆。这是一部对于记忆的小说，在记忆中事实与建构互相交织，难分真假，以记忆为基础的历史会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只是给了作者灵感，小说真正的根在于对德国历史的重新思考，对东德，对纳粹，这种思考最终可能导致迷茫，也可能导致恐惧。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的写法很独特，当然很好，可也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关于读者来说不是很友好。巴耶尔说：许多评论家只用了两天来看这本书，而他们本该用两周，他们读得太快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生于1965年，没有经历过纳粹时期，也没有经历过德国战后反思最激烈的时期，是什么促使你在21世纪写出了这样有关纳粹和“冷战”的一本书？
巴耶尔：我和我的父母都没有经历过纳粹时期。但我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我发现和当地人很容易产生误解，哪怕是同样的词语，在东西德也都有不同的意思。于是我就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快就追溯到了“二战”。我和德累斯顿人交流的时候，无论老幼，都会谈到“二战”中那次著名的轰炸。“二战”结束后，他们在民主德国的统治下生活，本来想建设更美好的德国，但最后失败了。统一也给他们带来挫败感，他们必须带着这种挫败感融入一个新社会。历史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感兴趣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中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巴耶尔：卡尔腾堡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康拉德·洛伦茨，在德国和奥地利特别有名的一位动物学家。他并没有像卡尔腾堡那样逃往东德，而是留在西德。我借用了康拉德·洛伦茨的思想和探讨，他的名字缩写是K.L.，而我的人物卡尔腾堡是L.K.，他们的实际生活相似但又是不同的，卡尔腾堡面对的问题和经历的烦恼都和康拉德·洛伦茨不一样。这本小说里有很多信号，告诉读者这是一部虚构著作，而不是对科学家人生的讲述。我写书的时候，想知道德累斯顿被轰炸的时候，公园里有哪些鸟，我找了很久但没有这方面的探讨，但我在小说里做了很详尽的描写。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德作家论坛里讨论了作家的责任问题，你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类似问题？
巴耶尔：以轰炸德累斯顿这段为例，现在有很多图片能看到当时的惨状，这些图片是很血腥的。当然展出这些图片的意图是想告诉大家，再也不要有战争了，但“再也不要有战争”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废话。人已经死了，烧焦的尸体还要被拿出来展示。我看着这些图片，就感到了责任感，希望以后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因此我在处理这个场景时就没有让人类出现，对我来说，这是伦理上的一种责任。另外，这些血腥的图片也容易被右翼分子拿来煽动民族情绪，我在写这段的时候想到这个，就用了很长时间来思考如何处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里呈现了大量的鸟类学知识，也对历史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探讨，你的探讨工作和写作之间是什么关系？
巴耶尔：我比较喜欢去探究陌生领域，作为一个作家，我具有一种优先权，就是可以借鉴各行业的先进知识。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经常去拜访鸟类学家。世界上充满了谜，提出一个问题，后续可能有九个问题，我对这种状态非常着迷，我的朋友里有很多都是各行业的探讨人员。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和读者的关系？你是不是真的像许多作家声称的那样，根本不在乎读者怎么想？
巴耶尔：我写作的时候不是只考虑某一类特定的读者，而是会设想很多读者，比如在这本《卡尔腾堡》里，我就设想我的读者里有鸟类学家，希望我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当我在小说里写到与普鲁斯特有关的地方，我首先想到的是仔细阅读过《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当写到民主德国尤其是德累斯顿历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与此有关的一些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让读者保持对你的小说的兴趣？
巴耶尔：我认为读者分两类，一类读者只想在一本书里看到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另一类则愿意接受一些挑战，我愿意为后一类读者写作。另外，我在写某一类题材的时候总会想，这方面有哪些陈词滥调，我在写的时候就会尽量避开。比如柏林墙这件事，稍微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会很了解，我在小说里就只字未提。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论坛发言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克鲁格，并引用了他关于工业化故事的评论，你怎么看待“故事”在如今小说中尤其是你的小说中的地位？
巴耶尔：我其实没有引用克鲁格，我是模仿了他的话，因为这就是他会说出来的那种句子。 关于我写作的这类历史小说，我一直认为叙事方式，也就是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人们关于这类小说的期待我知道，他们需要一个英雄，一个坏人，如此这般，但这样写就抹杀了小说许多的可能性。我对那些我自己无法判断善恶的历史人物特别感兴趣，这样必然就要求我有不一样的叙事方式。比如我要写历史上的一个罪人，肯定会写到他身上“善”的方面。这么做不是想给他翻案，而是想提出正因为有了这些“善”的部分，他才会变得比一般的坏人更加邪恶和可怕。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亚历山大·克鲁格的《资本论》，一部9个半小时的电影。你认为现阶段全球资本主义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巴耶尔：语言和资本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先开始跨越国界的是语言，人们开始意识到别的国家有和本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世界经济秩序慢慢建立，资本也跨越国界，这至少为德国的电影注入了活力。也感谢中国的顾客们，这样我们在德国制造的货物才能卖出去。在资本已经蔓延的基础上，下一个阶段我认为又将是语言的跨越，作家对此应该有高度的敏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狐蝠》、《人肉》和《间谍》这些以前的著作里，对听觉、视力、语言这些主题都做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讨，甚至可以说这些主题建构了小说。据我所知，这些主题在文学探讨领域也都是非常热门的，你也探讨过文学理论，这么写是有意的吗？
巴耶尔：没错，在德国有一个相对悠久的传统，文学总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我这么写其实是想摧毁这种联系。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开始流行的人们对文学文本与理论的关注，比如对感官、身体在文学中的角色略论，实际上是与另一种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不再怀抱希望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深层意义了。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德国思想家，他的理论被广泛用于文学探讨）几乎是带着怒火开始了他的新探讨。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感谢中国社科院李永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韩瑞祥、任卫东及王彦会老师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