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成了纳粹德国杀人的口实[德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德语论文 责任编辑:茜茜公主更新时间: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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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们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智商测试的结果与生命的某些重要性状有关联,例如人们的社会经济状况,甚至人们的寿命。暂且放下测试这一话题不说,一直以来,人类总是无法给智力准确地下定义。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弄明白,智商测试究竟能从每个人身上测出什么。不过,一个世纪以来,在许多决定人们终身大事的关键场合,有时候甚至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我们往往用智商测试决定人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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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粹德国,绝大多数
  强制绝育与智力测试有关
  
  利用智商测试对人的健康作鉴定,由此引起广泛的社会恐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纳粹德国。纳粹时期,过于木讷(纳粹党人常常将这样的人视为废物和包袱)意味着强制绝育,数年之后则意味着死亡。纳粹于1933年掌握国家政权,不久后即颁布了《预防遗传性疾病扩散法》。该法是一个美国法学的翻版。历史翻回到1914年,身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优生学专家的生物学家哈里・劳克林起草了一个绝育法范本,以便美国境内有意通过绝育法的各个州援引。美国确实有数个州采用该范本做了蓝本,纳粹党人也依样画葫芦。
  劳克林用笔杆子创造出上述法学,目的是防止人类的各种退化特征的遗传胚质传给后代,其中也包括智力缺失。他开列的“由于遗传缺陷与社会不相容的人”所包括的人群令人印象深刻:精神病患者、癫痫患者、盲人、聋人、残废人、“酒鬼”、重症患者(即患有麻风病和肺结核之类的人),以及“寄生虫”(包括“孤儿、穷困潦倒的人、无家可归者、流浪汉、叫花子”)。按照劳克林的说法,应当为上述所有人等做强制绝育手术。其结果是,1933年的德国法学规定,除了智力缺失,另有八种涉及遗传疾病的人必须做绝育手术,包括:精神分裂患者、抑郁狂躁患者、癫狂患者、舞蹈病患者、弱视患者、重度耳背患者、体形异常者、酒精中毒者。
  例如,按照1933年的纳粹绝育法的规定,德国境内所有从事公共医疗服务的医生们,以及精神病院、监狱、收容所的负责人,对患有上述九种“遗传性疾病”之一种或多种的人,必须及时报告。该法学还规定,诸如接生婆和牙医之类的医疗从业者,也必须报告遗传退化的案例。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称之为“指认”的事,主要由从业医生来做。在所有移送法院的人里,约有75%是由从业医生指认的。所谓法院即是遗传病法庭,是根据1933年的立法,专门为宣判什么人必须被强制绝育而设立的法庭。所谓遗传病法庭包括三位成员:一位法理学家和两位医生(当时的“医生”泛指后面所列的人,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种专家”:内科医生、人口学家、遗传学家、精神病学家,等等)。到1936年,整个第三帝国已经有205个这样的法庭,另外还有18个相关的上诉法庭。这些法庭决定了数万人的生育,然而极少有人真的进过法庭。不足为奇的是,什么人应该做绝育手术,法庭基本上会遵从医生们的诉求。即便意识形态、专业技术、阶级思想趋同,法庭氛围轻松,每个案例也仅有5分钟到10分钟的审理时间,容不得人们深思熟虑,就算有此心也不可能。法庭的效率是建立在有失公允和缩短流程上的。从1934到1936年间,提交到法庭的个案有84%到92%被判定为执行强制绝育,导致强制绝育判决总数令人震惊地达到了38.8万件。然而,判决容易,执行却难。法庭判决之快,令医生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跟不上趟。在随后几年里,德国医生们从未完成足够数量的手术。
  就以上所述九种潜在遗传疾病而言,多数走上法庭的被告和三分之二被判强制绝育的人被诊断为智力缺失。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强制绝育判决中,智力测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所谓的智力缺失案中,遗传病法庭会认真审阅专为开庭准备的智力测试结果。测试结果夹在每一位被告的健康档案里,而健康档案是庭审时必须提交的文件。和美国的情况一样,“智力缺失”是个可以方便地包罗万象的模糊词语,凭借行为举止怪异和智力测试的结果,德国人即可随意加害于人。其结果是,法庭常常把人们认为反社会的人冠之以智力缺失的罪名,对待贫穷的妓女或政治激进主义者即如此。
  
  纳粹的智力测试完全不顾阶级、文化和教育的偏见
  
  德国的智力测试甚至不如美国同行的讲求科学。20世纪30年代那会儿,姑且不说实际运用的问题,在编制考卷时,德国人完全不必担心有关文化的、教育的、阶级的偏见。
  德国人的许多问题严重依赖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例如:“谁发现了美洲?”有些问题之奇怪实在令人费解,例如:“如果你抽彩中了大奖,你会做什么?”谁也说不清,德国的医学界为什么认为这样的问题会帮助他们诊断智力缺失――就算它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也罢。
  德国人测定受试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时,往往给受试者三个词,让他们用来造句,例如“猎人―野兔―野外!”和“战士―战争―祖国!”等。另外还有词义对比,例如“错误―撒谎”和“水塘―小溪”。德国人的测试不像智商测试那样用数字记录成绩。德国的医生和精神病医师把智力缺失者普遍分为三类:白痴、傻子、弱智(即轻度智力缺失)。
  推断智力缺失者究竟属于哪种类型,需要凭借医生和精神病医师的从业经验。测试完全是口头问答,在问答结束时,医生们会记录下各自的主观印象。如果受试者能够正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测试中突显的漏洞之大,完全可以让“二战”时期的德国虎式坦克从中穿过。《测试期间的举止》要求测试者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回答问题时的举止、眼神、模仿、音调、发音、措词、语速,以及测试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参与度。
  个人的举止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用医生们的判断,21岁的奥地利人欧文・安曼即是很好的例子。关押在收容所的他于1943年参加了一次智力测试。他能回答德国和法国的首都的名称,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路德是“新教的奠基人”,他把俾斯麦描述成1870年或1880年前后“德意志帝国的一位总理”。测试者注意到,安曼回答问题之准确和神速出人意料,不过他身上总有什么东西让人感觉不对劲:“他的长相和举止都像个智力缺失者。”因此,测试者将安曼的材料提交到本地区的遗传病法庭,并提议给他做绝育手术。安曼并未出庭为自己辩护。他被强行带走做了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有点儿非同寻常,因为1943年那会儿,德国的医疗资源主要都用在了支援部队和作战前线。
  
  纳粹对智力缺失者的强制绝育,宁伤无辜不漏万一
  
  遗传病法庭驳回强制绝育申诉的例子少而又少。譬如,如果被告是个纳粹党员,法庭作决定时,有时候会表现出犹豫,但是纳粹党员的身份也不能成为其保身的护身符。汉斯・施密特即是个例子。1931年,施密特16岁,那年他加入了纳粹党。1938年,由于拥有党员身份,他成了邮递员;由于基因问题,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当年他就被收押起来,同年10月,他的案子被提交到遗传病法庭。尽管施密特有党员身份,法庭仍然判定为他做强制绝育。他上诉到高一级法院,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施密特不能继续上诉,因此他逃跑了。后来他被警察抓获,被强制送回州立医院。1938年12月,也就是他的案子初次“审判”两个月后,医院为他做了绝育手术。这充分显示出纳粹党对速度和效率的偏好。既然施密特对基因库不再构成威胁,医院将他释放了。施密特回到邮局,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他甚至还保留了党籍。
  考虑到纳粹党人在实行优生计划时常常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为自己的党员作强制绝育也就不足为奇了。1936年的一份官方备忘录这样记述了纳粹党徒的思想逻辑:“种族卫生学必须坚守以下准则:强制绝育宁伤及无辜,也不得漏掉万一。”

  上述扩大化行为带来的一种结果是,纳粹党人常常会认为,生活在收容所的高墙之外的普通民众往往也是智力缺失者,因此也要给他们作强制绝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强制绝育在收容所之外极少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领土内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占德国人口总数的0.5%,占德国15岁到50岁(多数人的生育年龄段)人口总数的1%。同样是实施优生绝育政策,德国人完成的强制绝育手术比其他所有国家完成的总数还多。
  
  “智力缺陷者”也成了
  纳粹屠杀的对象
  
  美国人和德国人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纳粹党从逻辑上把优生学的想法推向了极端。纳粹分子掌握政权数年之前,德国学术界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美国同行。作为理由,他们有意识地将杀死所谓的蜕变者(犯罪分子及其同类,包括智力缺失者)与对忍受巨大痛苦的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相提并论。他们还有更为极端的想法:既然最优秀的德国年轻人可以在法国的战场上牺牲自己,头脑和身体严重残疾的人因其消耗了大量资源,更应当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1929年,在纽伦堡市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在演说中就此话题说:“如果德国每年有100万健康孩子出生,同时除掉70万到80万最弱势的人,其最终结果是,国力仍可得到加强……如今罪犯们也有机会繁育后代,社会克服巨大的困难,人为地养活着退化的人群。如果这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岂不是在杀死强者,养活弱者?”这种言论显然出自弗朗西斯・高尔顿首先倡导的优生理论,为德国人推行智力测试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刚一掌握政权,便步调一致地为普通德国民众谋杀残疾人作起了铺垫。有一幅招贴画的内容如下:一个典型的金发碧眼的健康男子肩上挑着一根扁担,背景是一座城市。那人的头部和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他挽着双袖,由于负重,双膝弯曲着。扁担的一头是个面色黝黑的像猿猴一样的人,另一头是个戴着帽子的驼背。招贴画上的文字是:“你正在负重前行!每个有遗传病的人活到60岁时,社会成本约为5万德国马克。”
  1936年,一位德国的眼科医生出人意料地写出了一部特别畅销的小说,内容是一位深受多发性硬化症困扰的妇女请求当医生的丈夫帮着结束自己的生命。出于对妻子的爱,丈夫请了一位弹钢琴的好友到家里,伴着安魂的琴声,他为妻子注射了一剂夺命吗啡。事后,这位丈夫被捕,不过他公开拒绝认罪,还在自我辩护中声称,有诸多朋友可以作证。在庭审中,他字斟句酌后,当庭问道:“如果你是个残疾人……难道你会希望自己成为永远的植物人?”毫无悬念的是,医生被判无罪。第三帝国的首席医生格哈德・瓦格纳组建班子,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拍摄了恐怖电影《控诉》。纳粹党人并不急于推出这部电影,直到战争爆发,这部电影才开始公映,且轰动一时。
  柏林女孩厄休拉・H的人生经历,能够清晰地勾勒出德国人如何利用智商测试和人的行为举止,将杀戮对象置于死地。她的经历证明,如下两种观点都极具危险性:智商测试能够揭示人们的先天能力,智力只能通过智商测试的结果和行为举止进行定义。德国人将他们理应呵护的人推向了地狱,而优生学和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智力测试为他们的恶劣行径披上了一层医学外衣。
  当时的厄休拉・H十多岁,是个皮肤白皙、身材和面容姣好的孩子。1923年,母亲怀她八个月时,一次爬梯子从上面摔了下来,致她早产。她父母都是新教徒,属工薪阶层,居住在穷人居多的柏林市克罗伊茨区。摔跟头和骨折似乎是这家人的传统。厄休拉在父亲某次生日当天摔断了大腿骨,后来她还摔断过胳膊。她小时候,从婴儿车里头朝下掉出来过,因此得了脑震荡。按她母亲的说法,厄休拉当时摔得不轻,因此学走路和说话都比较晚,分别在2岁和4岁。
  厄休拉仅仅接受过三年特殊教育,后来她一直待在家里,没上学。平日里,她在家做些家务,帮着母亲缝制装硬币的钱包夹层。母亲觉得她难于管教:她从小脾气暴躁,经常“捣乱”,还固执己见。更糟糕的是,她刚长大,就喜欢跟陌生男人说话。父母只好将她送到“少年之家”,不过她跟住在那里的人合不来,住了一年半就迫不得已离开了。
  纳粹党人掌权后的20世纪30年代晚期,厄休拉刚好15岁。她成了强制绝育的理想候选人:她年轻(不过已经有了生育能力)、贫穷、未受过像样的教育,还是个女性。不出所料的是,仅受过三年正规教育的她,加上小时候大脑受过伤,在智力测试中表现极为差劲。无论厄休拉从前的经历怎样,纳粹党徒们认定,她的智力缺失是先天的,只不过程度未达到最严重而已。她并非白痴。依照纳粹的观点,这样反而更危险,因为她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吸引异性,将问题基因遗传给后代。
  德国人的强制绝育政策针对的主要是女性,然后才是男性(以智力缺失为借口实施强制绝育,纳粹党徒的手术对象60%为女性),而这些女性基本上是穷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所以,引领厄休拉走向手术台的原因,有她在智力测试中差劲的表现,还有她和男人交往的嗜好,以及她的贫穷状况。
  尽管她做强制绝育手术已经三年,输卵管已经切除,在遗传方面已经无害,但是柏林某医院的一位医生仍然于1942年2月将她定性为先天智力缺失,下令将她关押起来。这样的定性和关押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9月10日,维特瑙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将身心俱疲的厄休拉送到了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那是“二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场之一,它位于柏林以东大约160公里。下车以后,厄休拉还要被转移到火车上,火车途经26座德国城市,于夜半三更到达。
  战后的审判证词揭示,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护士们非常乐于看到杀掉“给护士们添堵的患者、聋哑人、重病号、碍手碍脚的人、难管教的人”。这处地方正是厄休拉人生的最后一站。她只会操作蒸汽熨平机,夜里不睡觉,乱喊叫,几个月来总是浑身抹满自己的排泄物,她这样的人肯定会成为护士们首先杀掉的对象。
  到达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患者们并非很快就被杀掉。拖后的日子或近或远,因人而异,有时是数周,甚至数个月。医院的条件难以言状,和集中营很相像。住院的人都被强制劳动,每天都点名,工作人员在患者群里网罗了一帮“暗桩”。不过,厄休拉显然无法长期忍受这一切,因为她在到达后第三天就死了,时间是9月13日。她病历上的最后一行文字记录是:“生命体结束。”这显然是学过医的人在咬文嚼字,从中根本看不出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厄休拉的死因是肺炎。不过,极为可能的是,护士们用药物人为地导致她出了状况,这是纳粹分子们惯用的杀人伎俩。1945年,俄国人冲进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时发现,一个正在实施屠杀的毒气室刚刚作业到一半,药物吗啡―东莨菪碱和注射器堆积如山,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衣服和鞋子。俄国人查阅了医院的各种记录后估计,此前三年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屠杀了1.8万名患者。幸存者告诉他们,每天被杀掉的人有30名到50名之多。绝大多数遣送到那里的人都死掉了,例如,1944年的比例竟高达97%。
  说到屠杀,德国人信奉的准则是,宁可伤及无辜,也不漏掉万一,这和他们推行强制绝育如出一辙。战争后期,德国人甚至连“自闭者”、尿炕者、逃避盟军轰炸者、患病的外国劳工等等也不放过。他们杀人疯狂到了无法控制自己,也不愿意控制自己的程度。
  历史学家们确信,被纳粹分子实施强制绝育手术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人,因为德国人正式公布过实施手术的患者的百分比。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公布过实施所谓安乐死计划期间的死亡人员名单。其原因是,即使在纳粹德国时期,这样的行为也属于违法。不仅如此,由于德国对个人病历隐私有严格的保密法管束,即使在战后,历史学家们也很难通过逐一略论案例计算死亡人数。不管怎么说,由于“智力缺失”是个易于乱扣的帽子和包罗万象的病名,人们不难想象,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屠杀的大多数残疾人,至少在名义上成了智力方面有缺陷的人。综上所述,智力测试让纳粹分子有了口实,便于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辨别什么人适宜生存,什么人不适宜生存。人们相信,智商测试可以像激光扫描那样精确地测定人类的内在能力,加上人类始终无法准确地定义智力,这一伪科学才会如此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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