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借用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以及孔子的仁学思想为切入点，获得中西方逻辑对话的入场券。前者是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奠基者，其道德哲学蕴含着一种求真的逻辑。而后者的伦理学思想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为核心，彰显的是一种情理逻辑。当今西方科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局势都诠释着两种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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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求真逻辑；情理逻辑；美德；知识；仁学
如今中西方文化比较话题相当热，各个学科都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相关方面的论述。梁启超先生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提出如下观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进化过程。该文对后世学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假设应用梁启超先生的理论来略论中西方近况，那么，文化的异同或者民族精神的异同才是中西方最实质性的区分所在。很多学者如鲁迅、费孝通等人都试图阐释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精髓，间或批判其中的糟粕。本文尝试着从一个微小的视点来探索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逻辑”一词源于西方，它是指事情所应遵循的规范、条理。据此意，我们可以借用这一概念来略论比较中西方的逻辑异同。而从当今社会的纷繁复杂，我们可能无法清晰瞥见两种文化蕴涵的逻辑差异。那么，我们不妨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通过西方圣贤苏格拉底和中国圣人孔子之学说来回溯中西方文化异同的根源所在。两位大师均为这两种文化的鼻祖，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下文通过对苏格拉底和孔子主要哲学思想尤其是伦理学思想的论述来引出两种不同的逻辑习惯，进而解释中国人和西方人认识世界、理解社会的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及求真逻辑
在西方哲学史中，苏格拉底是一位转向式的人物。如果类比人们常赋予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桂冠，那么，苏格拉底的哲学可冠以“伦理学转向”之名。苏格拉底是一种精神象征，如同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他们的伟大是一种哲学学说与生活实践的并行不悖。从天上回归人间的古希腊哲学，从此开启了一条美德伦理学的道路。
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民主制衰败之际，日益腐朽的城邦、日渐式微的美德必定给他的心灵造成一种冲击。而作为智者学派的一员，苏格拉底同样认为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宇宙观都是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因而都是不可靠的。即便如此，什么是可靠的呢？苏格拉底认为从外在的宇宙万物出发无法推出一般性的东西或者说可靠的知识，那么，只有回归人本身，从人的心灵出发才能得出不变的法则。芸芸众生异同万千，但人之为人总有其共性，即心灵中的美德。它们不同于外在的自然界，后者变动不居，前者永恒持久。美德才是真正绝对的东西，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真理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依赖于心灵，因为上帝赋予心灵最高的法则，这种最高法又是与万事万物相一致。因而，人只有先认识到自身内在的美德才能去认识外在的自然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的哲学主要阐述的是关涉心灵的美德问题。
从词的原意上来说，“美德”一词并非单指人的德行。它最初意指尽显人和物固有的本性[1]，如马的本性便是跑得快，耳朵的本性便是听得清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和物的界限越来越明朗。“美德”渐渐演变为人的专有名词，包括勇敢、节制、正义等等。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命题，后世学者大都以此为据，将其伦理学命名为理性主义伦理学。这一论点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核心命题，体现了一种别样的伦理学进路。他将“善”与“真”等同起来，求善便是求真。善是人的一种价值追求，真是一种事实判定。因而，苏格拉底是将人的价值追求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理解的基础上。[2]只有当人们认识了何为善，才能去行善。如果连善都不知为何物，那么即使做了善事还不如有意为恶。这样的论述是令我们中国人惊讶的，在这里，知识成为一种原则。而苏格拉底正是凭此成为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奠基者。当然，这里的“知识”是否是如今所说的科学知识，我不置可否。但据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命题的阐释，他认为这里的知识应包括技艺，是一种广义的知识。无论如何，知识是美德的前提，只有拥有最广博的知识才会有最高尚的美德。
从上文可以看出，苏格拉底追求的最高的美德即“善”是一个类概念。它并非指某一种具体的善行，而是一类事物或者行为的统称。人所具有的善包括友爱、勇敢、智慧等都是普遍的概念。不同于普罗泰戈拉宣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以论辩的形式引导人们为一类事物或者现象下定义。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随意约定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而是应用所谓的“助产术”得出普遍的概念。这是凭借人的理智作出的判定，而并非感觉臆断。因而，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西语论文题目，无论受到后世哲学家何种程度的批判，其中蕴含的不同于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的理性追求无愧为一种真正的创新和突破。这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彰显的是一种真理的逻辑，和中国人常遵循的情理逻辑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渊源。开启中国伦理之先河的孔子，在其仁学思想中对这种通感式逻辑进行了有效的佐证。
二、孔子的仁学思想及情理逻辑
在中国思想史中，孔子学说作用最为深远。他身处春秋末期，当时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社会混乱。在这种社会环境大背景下，孔子提出了他的仁学思想。“仁”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但孔子是第一个以“仁”来统摄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伦理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仁”解释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二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是仁，仁字本身的基本含义就是相亲相爱。[3]
“仁”是孔子追求的道德理想，也是其道德哲学的精髓。在《论语》中有一百多处论及“仁”，可见其重要性。而究竟何为“仁”？孔子就其门下弟子各自资质的异同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论语・里仁》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冯友兰先生解读这段话时指出，忠恕之道就是仁道。如上文所论述，“仁”就是指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关系。那么人何以表达这种相亲相爱之情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存在着很多种具体的办法和行为，曾子便用“忠恕”二字概括之。“忠”和“恕”都从“心”。人心不偏不倚，没有一己私心，这就是忠；待人如己，推己及人，这就是恕。孔子还将“仁”的否定意义表达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相比于苏格拉底的“善”，孔子的“仁”更加注重道德修养。通过内在的修持，以中庸之道行之。 在《论语・学而》中，有子说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孝”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孔子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骨肉亲情出发外推到“泛爱众”，这便是一条行仁的道路。在血缘关系的亲情基础之上，孔子教化启发民众。而孔子的道德规范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具有深深的情感因素。“仁”体现的是一种情理逻辑。“仁”关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强调情感体悟。它以情出发，将心比心，达到一种通感式的道德境界。
“知”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知”既不是人的特殊本质，也不是行仁的前提和依据。在《论语・里仁》中，有这样一句话：“仁者安仁，知者利仁”[4]。聪明有智慧的人认识到行仁关于其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于是便施行仁德。“知”非体而为用，不是为知而知，是为用而知。而且这里的“知”也不同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后者隶属于理性的范畴，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通达。“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并非人类对于美德的概念、定义。在孔子那里，“知”的地位也不如“情”。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4]显而易见，情感的因素远远高于理性的因素。相比于苏格拉底求真的理性精神，孔子更青睐于情感准则。
三、西方科学诠释下的求真逻辑
求真或者说理性是自苏格拉底以来传承至今的西方主流思想。“真”是事物的一种本然状态，西语论文题目，而非应然状态。西方人追寻的便是事物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归属于其本身的东西。人只能尽自己理智之最大可能去认识事物，而不能随意界定事物。无论苏格拉底倡导的美德伦理学是否已在21世纪复兴，其中蕴含的知识本位或者说求真精神都是规范伦理学所无法匹敌的。我们不为目的、义务去行善。我们是依知识而行善。即如果我知道什么是善，那么，我必定会践行。这是种理论化的伦理学，也是种理想化的境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诞生便是这种求真逻辑的最高附加值。只有了解了事物的本性，拥有了事物相关的知识，我们才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原始的创造力。
西方科学独揽全雄，成为了“唯一的”科学。那么，依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某一派观点来说，西方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是世界上众多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孕育出的地方性科学。那么，西方科学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主流，而其他的科学比如说中国科学都沦为边缘科学呢？学界认为西方科学的核心在于实证，即理论与经验相符合。西方科学或者说科学成为事物本然性的探索。经验成为检验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只有准确有效地作出预测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科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科学便是求真逻辑的绝佳例证。这种求真精神是自苏格拉底伊始，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洗礼，仍深深烙印在在西方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虽然现今的西方伦理学也已沦陷于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框架下，但苏格拉底开创的求真精神却体现在西方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李约瑟曾说过，科学是人类唯一进步的事业。求真也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世界精神。
四、中国社会诠释下的情理逻辑
中国社会形势相对复杂，这一方面归之于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得归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人有关的因素。从我们本篇文章的主旨大意来看，作为重要文化传统的孔子仁学思想对我们中国国民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与我们国家社会格局的形成更是息息相关。孔子认为，人伦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没有人伦整个社会便无法延续。[6]人伦关系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而，以孝悌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成为维系整个宗法社会的根基。简而言之，“仁”的践行是社会得以安定和谐的保障。
历经两千多年的积淀，这样一种仁学思想根深蒂固。其中彰显出的情理逻辑更是融入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不是靠宗教或者法学的强制约束，而是靠道德或者情感的制衡。我们不苛求事物的本然姿态，而去寻求事情的应然状态。我们不擅长探索宇宙万物的生灭，而更倾向于道德实践。我们并不以“知”为最高原则，而是以“情”为核心理念。近些年来，我国逐渐凸显的种种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这样一种情理逻辑。我们缺乏西方式的“他律准则”，很多社会问题还是依靠人情关系的调节得以暂时规避，并没有行之有效地解决。
五、结语
究竟是何种要素造就了现代人，是理性抑或情感？而理性高于情感吗？这些问题都源于西方文化带给世界其他各个民族的生存危机。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我们中国人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接西方优势或者说强势文化呢？我认为，中西方拥有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时间年轮转到21世纪的今天，无疑西方式的求真逻辑占了先机。“真”是对事物最细致的描述、最直接的转译。而我们的情理逻辑是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提炼。如果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得益于历史年轮的滚滚向前，那么情感因素应被视为更原始更显见的人类本能。内在心灵的感通，确是人与人之间保持亲密友爱关系的良方。
然而，无论是求真逻辑还是情理逻辑，二者本身都是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我们只能说西方人更注重求真，中国人更讲情理。中西方并非绝对的不可贯通。如果对比苏格拉底和孔子其人及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社会背景、历史使命、道德追求、人生信念等都存在着相似点。“真”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可一旦涉及到人，便有了价值评判，情感因素无法忽略。传统的情理逻辑也给现代中国社会抛掷了很沉重的包袱，孔子时代的人情关系也许早已不再纯正。因而，两种文化的会通、两种逻辑思维方式的相互借鉴便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石.重温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命题：反驳与辩解[J].道德与文明，2003（1）：45.
[2]许娜，保伟.“美德即知识”的道德解读[J].法制与社会，2017：921.
[3]梁娅华，赵建.论中西传统伦理思想的理性精神与情感因素――苏格拉底与孔子伦理思想对比探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8）：26.
[4]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17.12.
[5]赵敦华.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89.
[6]雷红霞.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比较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3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