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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以短篇小说《墙》为探讨的依据，对西班牙文学创作背景展开了仔细的研讨，并就小说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 在略论萨特创作《墙》的缘由时，他指出，“萨特之所以写作这个短篇，是由于他在１９３６年任教于拉翁时，恰逢西班牙战争爆发，友人博斯特曾请他设法帮助越境前往西班牙投入斗争”。他照此逻辑加以推论，既然《墙》是一部反抗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现实之作，著作中的主人公无疑也应该是一个让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主人公的自我选择的意向显然是很明确的，他所作出的自我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具有革命性与道德感，他宁可自己被枪毙也不供出一个革命者的藏身之处”［２］。杨昌龙基本上也持同样的观点。 在他看来，“《墙》所描写的，就是发生在历时三年的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故事。这种社会背景，在小说中得到基本真实的反映。作者通过环境描写，通过死者对生者的憎恶，直接揭露和批判的，正是纳粹法西斯专政和这个专政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大战前夕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面对这个法西斯当道的“肮脏的世界”，在死亡面前，西班牙语论文，主人公虽然有着“心理上的恐惧”，但是“思想上的无畏”让他下“决心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同志的生命，保护了战友，经受住了考验”。这篇小说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怀有‘绝对自由论’的伊比埃塔告别人世时的悲观绝望情绪。他感到孤独厌倦，万念俱灰，什么友谊、爱情、生命的价值、正义的事业都失掉了意义，人生原来是‘一场空’”［３］。显然，如果把《墙》看作是一部反抗法西斯战争的写实之作，那么，伊比埃塔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革命战士”。 在他身上也确实具有某些革命者的特征，如参加过革命运动，被敌人捕获后宁死不屈，可是他还有不少与革命者相去甚远、甚至完全不符合革命者特征的思想和表现，如他宁死不屈的理由竟然是出于“我必须固执”。这就给不少探讨者带来了麻烦，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对那些不利于这一革命者形象的特征有意忽略和回避，如前述柳鸣九和杨昌龙的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处理的。有些文章认为，著作中的“我”（伊比埃塔）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由于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在死亡的考验面前最终丧失了革命理想。例如，远岫在文章中指出，“伊比埃塔由于死亡的折磨，到后来已经抛弃了自己为之献身的信念，到了是非不分、麻木不仁的地步”，他不再是“宁死不屈的英雄”，“而是一个粉墨抹面的小丑了”［４］。林淑蓉认为，《墙》大肆渲染了“反法西斯战士和群众”所表现出的对死亡的恐惧，“因而歪曲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英雄形象，削弱了著作的教育意义”［５］。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墙》只视为一部萨特为反抗西班牙法西斯统治的应时之作，而更应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理来略论它，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意图。如何认识主人公伊比埃塔这一文学形象？“墙”的象征意蕴究竟是什么？很多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来解读《墙》这部著作的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袁素华认为，《墙》所要图解的是萨特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虚妄的”观点。这篇小说不仅批判了“法西斯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性，它还从根本上“否认整个现存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反法西斯的英雄”，而是“一个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萨特正是借助这一人物形象的“最真实的存在”，用来图解他的“人的价值的虚无性和人生的荒诞性”的哲学思想。萨特将这篇小说取名为《墙》，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这是横在生与死之间的一堵‘墙’，这堵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价值”［６］。江龙从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出发，认为《墙》有“哲学”和“伦理学”的双重主题。它的“深邃的哲理”表现在，“‘墙’是死亡的象征，能否逾越，关键在于人的选择”。可是，“人选择的主观性使世界充斥着偶然性与荒诞性”，而“世界的偶然性与荒诞性使人理性的、非理性的选择同时归于失败”，因为“伊比埃塔选择死却走向生，葛里斯选择生却走向死”［７］。姜小卫认为：“‘墙’不仅仅是法西斯关押、囚禁抵抗战士的牢笼，而且也成为了死亡的象征物。面对死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或生或死；或者屈膝投降，西语论文题目，或者宁死不屈，可人人都无法逃避选择--—不选择也是选择。”在死亡面前，伊比埃塔“出于一种‘我必须固执’的念头而终于作出了‘我要堂堂正正地死去’的自我抉择”，从而“成为了一名英雄而不是懦夫”，因此，这是“一个坚强的存在主义的英雄形象”，是“萨特心目中的理想的存在主义者，他向所有的读者发出了‘一种召唤’”［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