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根据上级指示，粤桂边纵队主力(后称桂滇边部队，代号越北部队，以下简称两广部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以下简称自救军)曾在越南河阳(今河江)会师整训。当时我在部队办的《战斗报》工作，参加了整训。现将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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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部队从1948年5月开始，分几批从广西靖镇地区撤到越南，沿越南境内走向河阳。6月中下旬，先头部队陆续到达河阳，前后几批共约1000多人。
自救军于7月上旬从云南田蓬出发，先到越南的戈榜，又到广西靖边县(今那坡县)的面良找桂滇边部队。途中遇到丁老五带领的武工队，得知桂滇边部队已撤至越南。自救军到了越南保乐，与当地政府联系后才知道桂滇边部队已经转移到河阳。由于1000多人的粮食给养一时不易筹集，自救军从保乐分两路出发，分别于7月底至8月初先后到达河阳，共1080多人。
8月5日，两支部队会师，开始了整训。
两支部队在向河阳行军途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危险。当时，越南正在进行抗法战争，两广部队沿着越南边境行军，常常遭遇到法国飞机的袭击。有一次，两广部队医疗站在越南保乐一个傣族寨子，突然遭到法国飞机袭击，子弹像雨点般扫射在医疗站所住的竹楼上，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拉着、背着、扶着伤病员，从竹楼上转移到一个拐弯处躲避。伤病员刚躲避好，飞机就丢下一颗炸弹，幸好没有爆炸，才未造成伤亡。当有一部分自救军进入越南苗王地区时，最初苗王不准通过，后来司令员朱家壁带两个警卫员冒险前去谈判，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部队才能通过。
中国部队在越南河阳整训期间，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共产党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大米，还派出慰问团来部队慰问，给每个人发一些越盾作零花钱。部队所吃所用所医等等，基本上都是越南供给，就连报社印刷报纸和书籍所用的纸张，也用的是“胡志明纸”(每刀纸的包装壳上都印有胡志明头像，人们便自然地称为“胡志明纸”)。
越南老百姓对中国部队也很友好，听说是毛泽东的部队，就自发地说：“毛泽东摩南!”(毛泽东万岁之意)。有的连队住在群众家中，要借什么东西，主人家从来不拒绝。虽然是在异国他乡，生活上却也没有太多的困难。但是，由于水土不服等等原因，中国部队在河阳整训期间，也有重大牺牲。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流行语，这些流行语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或战斗工作环境。有的流行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记载在词典上，有的则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永不消失。部队在越南河阳会师整训时，就流行过“革命虫”、“疥疮”、“闷头摆”这几句流行语。从这几句流行语的来历，越南语毕业论文，也可以看到当时战斗生活的场景。
“革命虫”，这名词听起来还挺文明、挺新鲜的，实际上它是“虱子”的代名词。虱子繁殖力极强，常常隐蔽在人们穿的内衣、内裤缝内繁殖。因为部队战士生活很苦，没有足够的衣服换洗，有的人只有一套衣服，碰到天晴时，到河里边洗衣服边洗澡，先把衣服洗好晒起，然后洗澡。等衣服晒得差不多干了，才从河里爬上岸把衣服穿上。有时进行军事训练，日晒雨淋，越语论文题目，又没有雨具，衣服时而干时而湿，身上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汗臭，自然给虱子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几乎每个游击战士都长有虱子，一脱开衣服，在线缝处和补丁处，就会看见一串串密密麻麻的虱子和虱蛋。有的虱子还公然爬到外衣、外裤甚至子弹袋上、头发上“示威游行”。部队战士对虱子恨之入骨，一旦捉到，必定把它消灭。它也是“革命的对象”，人们就把它称为“革命虫”。我身上自然不缺乏“革命虫”，甚至头上也长了许多“革命虫”。为了消灭这些“革命虫”，我只好请人把头发剃光，使“革命虫”无法窝藏在头上。
“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多发生在人的手腕、手指、臀部、腹部及屁股周围等部位。其症状是起一些红色带脓的疱疹，局部起丘疹而不变颜色。在河阳整训的中国部队，不少人都得了疥疮。我是怎样传染上疥疮的呢?一天，我和一位手指里长有疥疮的同志握手，就这样传染上的。生有疥疮的地方，刺痒难耐，让人坐立不安。疮水流到哪里，就感染到哪里。
报社的同志几乎人人都传染上疥疮。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效药医治，只得任其蔓延发展。后来，当地越南群众介绍了一个办法，就是生喝蛇血可以治好疥疮。报社就派出两个同志到山上找蛇。热带地方山林中蛇很多，当天就捉到一条有手腕粗的花纹蛇回来。可是开始时，谁也不愿喝它的血，部队里年纪最小的就是我(不满12岁)，出于好奇心，加上好胜心，我就自告奋勇地报名首先喝。同志们七手八脚地把蛇吊在一棵大树上，把它的尾巴割掉。我含住蛇的尾巴，让它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嘴里。有人问：“是什么滋味?”我说：“有点咸腥味。”同志们便一个一个地跟着吸生蛇血。一个星期后，吸过生蛇血的人，疥疮全部结了疤治好了。这一经验很快在部队中推广开来，疥疮的蔓延才得到有效遏制。
“闷头摆”是群众对“恶性疟疾”的代名词。疟疾也是一种传染病，是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所得各种疾病中，残废人数最多的一种病，是人类的最大杀手。病原体是疟原虫，传染媒介是蚊子，周期性发作。由于疟原虫不同，有的每日发作，有的隔日发作，有的隔两日发作，也有的不定期发作。症状是发冷发热，热时大量出汗、头痛、口渴、全身无力；冷时全身发抖，盖多少被子都无济于事。
由于卫生条件较差及水土不服等原因，部队在河阳期间患“闷头摆”的人很多。当年流行着这样的民谣：“要到河阳坝，先把老婆卖。若往河阳走，棺材买到手!”两支部队先后有2000多人在河阳整训，得“闷头摆”的就有近2000人。
当时治疗“闷头摆”的主要药品只有奎宁，再就是靠医务人员到山上找草药，煮成大锅汤给部队喝了防治，治不好就死了。云南讨蒋自救军水土不服的情况特别严重，自救军1080多人中，得“闷头摆”而死的有300多人，约占三分之一，几乎天天都有人死。有一位同志，名叫郑功(解放初期曾任青年团文山地委书记)。因患“闷头摆”几天昏迷不醒，有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提出要抬去埋葬，幸好何轲同志(解放初期曾任文山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摸摸他的鼻子，感到还有一小点气息，才知道还活着，未抬去埋，后来经过医务人员精心照料，又活过来了。当年我也得过“闷头摆”，几天昏迷不醒，与广西来的林青等同志住在一个医疗站，经医务人员精心照料近10天才好了。但以后每年都要复发一两次，直到1956年才断根。
在河阳期间，部队开展了
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内容主要有射击、投弹、拼刺刀，利用地形地物排练进攻和防御等，由桂滇边部队干部战士示范。政治教育由张子斋编写教材，较系统地进行形势任务、建军宗旨、建军准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等教育，采取上课、讨论、忆苦等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军政训练，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增强了纪律性，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还给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上文化课。上文化课时，人数多的连队集体上，人数少的连队进行个别辅导。我们报社，我和丁月勤两个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就由梁蕙同志给我们个别辅导。
在部队进行整训期间，桂滇边工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在靖镇区的经验教训，并整顿组织。
10月上旬，中共香港分局电示：桂滇边部队与云南人民自救军第一纵队合编，由庄田、郑敦负责组成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组成以庄田为书记，郑敦、朱家壁、黄景文、杨德华为委员的前委(后增补张子斋、祁山为委员)，朱家壁任司令员，郑敦任政治部主任。前委组成后，即率主力部队挥师回国作战，开辟滇东中心区武装斗争，同时开辟滇东南武装工作。
部队挥师回国不久，就连续打了3个大胜仗：1948年11月9日在广南县拉狗塘伏击歼灭敌保安一团第三营，毙敌50人、俘敌135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12月6日于砚山县兔董伏击逃跑中的麻栗坡督办谢崇琦少将，毙敌50多名，俘敌谢崇琦以下100多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12月15日在西畴县芹菜塘伏击尾追之敌二十六军五七八团第三营，毙敌营长黄鹤麟以下118名、俘敌130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活动在桂滇边的游击武装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委周楠、副司令员朱家壁、副政委郑敦、政治部主任杨德华。1949年7月这支部队正式组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过了半个世纪，曾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河阳整训是否必要?”“牺牲这么多人是否值得?”“这是不是得不偿失?”
当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中将在《转战滇桂黔边区》的回忆录中写道：“粤桂边部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会师后的统一领导与整训，是滇桂黔边武装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正确地总结了武装斗争的教训，加深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等一系列指示的认识，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第二，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建军准则，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部队建设，充实和加强了党和部队的骨干，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使我军置于党的绝对的领导之下，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第三，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开展了军政训练，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为以后进军云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我南下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和西南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在滇桂黔边区的人民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对这段历史的中肯评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