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前日本学校教育的最大特征，可以说是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当时的道德教育是以修身课为中心进行的。将道德教育确立为教育之基本这一方针始于1890年10月30日发布《教育敕语》，以此为起点，学校教育的重点急速向道德教育倾斜。以1902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为契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管制，启动国定教科书制度，并于19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强制使用国定修身教科书。20世纪前半期，“战争”可以作为日本时代特征的代名词，道德教育最终沦落为服务于军国主义的造人机器。 时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针对《教学大旨》，提交了《教育议》，表示反对以儒教为中心的教育方针。伊藤博文是明治新政府的代言人，主张引进欧美文化，因此与元田永孚针锋相对。伊藤和元田的争论，实质上是明治初期政界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教育政策的对立。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了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他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通过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森有礼在《伦理书》中阐述了个人的伦理观，指出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而应该让学生用行动感受。福泽渝吉在1882年发表了题为《德育如何》的论文，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文章批判了儒教主义教育所信奉的封建思想。《小学修身训》的著者西村茂树在其作品《日本道德论》中也表达了对儒教德育的担忧。这种担忧在《小学修身训》中有所体现，该教科书采用了一些西方哲学、伦理观的格言。 当然，除了儒教与反儒教的对立观点外，也有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政治学家、教育家加藤弘之发表了题为《德育措施案》的文章，阐述了在宗教内容中寻求道德教育思想的观点。加藤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因此德育不应只教授儒教的思想，将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内容融合，才能达到该教育目的。教育学家能势荣在1890年发表了《德育镇定论》，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围绕道德教育的争论并没有阻止《教育大旨》的发布与执行，以儒教主义为中心的修身课内容也没有改变。1889年森有礼遭国粹主义极端分子暗杀而去世，政府内部对森有礼的批判表面化。“德育论争”最终以保守派的胜利告终。此时，道德教育以及教育全盘急需一个精神指针来统领。 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天皇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1890年第一次帝国会议召开，由此确立了近代国家体制。此前的1885年，日本建立了内阁制度。随后文部省就开始着手学校教育的改革，首先于1886年4月制定了《小学校令》，将学校教育结构改为寻常小学校四年和高等小学校四年，并将寻常小学作为义务教育阶段，这是日本学校义务教育制度的开端。同年5月，文部省发布了《教科用图书检定条例》，确立了教科书检定制度，由文部省对民间编著的教科书内容进行审查并决定其采纳与否。1891年12月17日，文部省在《官报》上发布了《小学校修身教科用图书检定标准》，要求将修身教科书分为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寻常小学用书和高等小学用书。此外，还要求高等小学阶段尽量分为男生用和女生用，教科书素材上尽量使用日本本国人物的事迹，教科书内容由易到难，适合学生的阅读水平。 1890年，明治天皇亲自签发了《教育敕语》，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权威确立了近代日本教育的总方针。而后，为贯彻《教育敕语》，1891年11月又发布了新的《小学校教则大纲》，要求修身教育“以教育敕语内容为基础，启发培养儿童之善良心，涵养其道德之心，传授人道之实践措施”，1891年12月发布的《图书检定标准》也是以此为依据而制定的。此后通过检定合格的修身教科书在卷首都刊登《教育敕语》。起初，修身教科书的内容大都是将《教育敕语》中的德目整理排列出来，后来受德国教育学者的作用，采用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教育措施。 四、教育统制加强后的德育及其教科书 1902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作用。为此，1903年4月，文部省颁布了《小学校令中改正》，其中规定小学校教科用图书作品权归文部省所有，这意味着1886年设立的教科书检定制度被教科书国定制度取代，此举立即遭到了教科书出版商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文部省于翌年还是正式启动了这一制度。在各门课程中，修身、国语、日本历史、地理四门课程的教科书的国定制度最先实行，无论是学生用教科书，还是教师用书都由文部省统一编纂。 从教科书国定制度设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四门课程的教科书共经历五次大的改定。本文仅对修身课教科书的改定过程加以叙述。 第一次改定是在1904年。文部省为此成立了“修身教科书调查委员会”。寻常小学一年级没有学生用教科书，只有教师用书，但配有课堂挂图。其他各年级分别有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教师用书对每一课都规定了教学目的、讲课要领、注意事项、向学生提出的问题，而且规定了讲授每课内容所需要的时间，从2小时到4小时不等。以寻常小学修身教科书为例，每册分27课，也就是说每学年修身教学时间至少有54小时以上，可见对修身教育的重视程度。每一册都有对于天皇及皇室的内容，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多。 第二次改定后的教科书是从1901年开始使用的。在此前的1907年3月，文部省对《小学校令》作了修改，将寻常小学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即义务教育阶段延长了两年。改定后的修身教科书中增加了国家主义的内容，这也是针对第一期国定教科书中缺少有关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的内容而作的修改。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结束后数年，国家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忠君爱国的国民道德日益受到重视。 第三次改定发生在大正时期，始于1916年。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正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炮响前夜，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开来，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高涨。当时，德国、美国的新教育理念传入日本，在教育界也兴起了主张“儿童中心主义”的自由教育运动。“儿童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即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措施一切以儿童为中心，要针对儿童的不同成长阶段实施相应的教育。对这种自由教育运动，文部省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法。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修身教科书中进一步增加了忠君爱国的内容，加强了对学生有关“国体”的教育，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近代社会道德的内容，如“邦交”“共同体”“国旗”之类的课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国际性社会的特征。例如，“国旗”一课中写道：“作为懂礼仪的国民也要尊重外国的国旗。” 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人民生活窘迫，社会动荡，日语论文，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土壤。1926年日本进入了昭和时代，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法西斯势力迅速扩张，国粹主义、军国主义思想蔓延。1934年入学的学生拿到的修身教科书改变了以往的黑色封面，内容也作了全面的改动。首先，增加了有关天皇、国家、国体的内容，减少了人际联系、个人、家庭方面的内容。同时，低 年级教科书中更多的选用了与儿童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一改以往生硬的道德条目，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继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极端的军国主义充斥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军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以战争为目的被统制，言论思想受到压制”。修身教育彻底成为了制造战争炮灰的工具。1941年4月，由“寻常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构成的“小学校”改名为“国民学校”，其中六年制的“寻常小学校”同时改为“国民学校初等科”。随之，经过第五次国定教科书的改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使用的修身教科书确定为《好儿童》，分为上下两册。三到六年级使用《初等科修身》共四册。《好儿童》以彩色插图为主，辅以简单的文字，《初等科修身》为黑白印刷，较《好儿童》文字量增加、插图减少。 从发布之日起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教育敕语》不仅仅是学校道德教育的精神指针，也是一切教育活动甚至是国民教育的精神指针，最终也成为了军国主义教典。同时，五期国定修身教科书对《教育敕语》的解释、利用措施、利用目的逐渐也发生着变化。由采用其中的道德条目作为教学内容，变为直接用以灌输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思想的神化了的教鞭。以《教育敕语》为精神指针的道德教育也使个人思想受到压制。日本基督教徒内村鉴三没有向天皇及皇后的照片行最高礼，而被解除了第一高等学校的教师职务，被称为“不敬事件”。长野县松本市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川井清一郎由于没有使用修身教科书却擅自使用了森鸥外的著作而被解职。在《教育敕语》这面皇国大旗下的道德教育是极端偏执的。 五、从修身教科书看德育内容的变化 教科书检定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严格控制，体现在修身教育中的道德教育也是按照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设置内容的。在此仅以第一期与第五期国定修身教科书为例进行略论。 对第一期国定修身教科书进行观察，可以总结出此次改定遵循的方针。首先，教学内容以《教育敕语》中的道德条目为基础。例如，修身教科书中的“孝顺”“朋友”“兄弟”“忠义”“礼仪”“忍耐”等课文的题目本身就是从《教育敕语》中选取的。另外，教科书在内容上以人物为中心。低年级采用虚构的人物，日语论文题目，中年级使用日本的历史人物，高年级加入外国的人物和格言。再有，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依据年级不同而变化。《教育敕语》中“朋友相信”这一道德条目在修身教科书中以“朋友”为题多次出现，但根据学生年龄、接受能力不同，具体到内容上则有很大异同。如《寻常小学修身书第二学年》第16课“朋友”的内容是： 文吉拿着包袱，小太郎看到他累了，就帮他提。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而《高等小学修身书第二学年》第4课同样题为“朋友”，内容明显增多，内涵也大大加深： 朋友之间若能平生亲密交流、互相帮助，可以称为珍宝。一个人没有好朋友是可悲的。 有这样的谚语，“近朱者赤”。和好人交朋友，不知不觉也会变好，而和坏人交往，自然会变坏。因此，选择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人与人之间不能不珍视信义。朋友之间更不能为了自身利益，破坏对朋友的信义。朋友遇到不幸，要积极相助，朋友有了过错，也要良言劝告。 格言：水以器成方圆，人以友为善恶。 在国家主义思潮日益泛滥的时代背景下，国定修身教科书起到了统一国民思想的影响。以《教育敕语》的道德条目为主是第一期国定修身教科书的最明显特征。与此相比，第五次国定修身教科书在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是第五次改定后的修身教科书目录。 第五次国定修身教科书的内容，首先着重强调日本为“神国”，进而歌颂天皇和皇室。《好儿童(下)》第19课“日本国”一文中称：“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神国”。《初等科修身(一)》第1课“皇国的起源”将传说中的天照大神作为历史事实讲授日本皇家的起源。《初等科修身(二)》第6课题目便为“日本是神国”。《好儿童(上)》第3课“天长节”、《好儿童(下)》第11课“氏神”、第13课“明治节”、第17课“天皇陛下”、第18课“纪元节”、《初等科修身(一)》第20课“皇后陛下”都是以歌颂天皇及皇室为目的的。而到了高年级使用的《初等科修身》第三、四册更是以皇室内容为主，处处可见“为天皇尽忠”的字样。 其次，增加了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有关内容。《初等科修身(二)》第3课“靖国神社”的结尾写道：“我们在感谢天皇陛下恩惠的同时，也应该向被供奉在这里的人们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初等科修身(二)》第17课“乃木大将的少年时代”将乃木希典作为英雄，介绍他的成长过程。《初等科修身(三)》第15课“特别攻击队”讲述了“神风”特攻队队员战死的过程。 第三，结合当时的战况，以战争为题材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初等科修身(二)》最后一课“大陆与我们”以“满洲国”为题，鼓励国民移民。其中这样写道，“满洲国的面积是日本的两倍，可是人口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有很多土地等待着开发。说不定会收获很多农作物、煤炭、铁、木材”。到了《初等科修身(四)》第八课更是直接以“国民皆兵”作为标题。其开头部分写道：“日本人原本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可一旦国家有事，舍弃自身和家人，为天皇作盾牌、参军上前线是每个男子的愿望，并且是无上的荣耀。”《好儿童(上)》第18课“万岁”的具体文字内容是：“日本军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雄纠纠地前进。太阳旗在敌人的城堡上高高飘扬。‘万岁、万岁、万岁’雄壮的呼声响彻四方。”使用《好儿童(上)》的是年龄幼小的一年级学生，刚刚入学便开始接受这种美化侵略战争的教育。这些修身教科书里面的很多内容现在看来极为荒唐，但在当时正是接受了这样的“道德教育”，无数青年纷纷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最可悲的是他们抱着为天皇而死的信念，却抵不过一句“责任绝对不应该归罪于特定的人，一亿国民皆有责任”。 通观第五期国定修身教科书，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的天皇，因其家系、血统、特别的起源，比其他国家的元首更加杰出，日本的国民因其家系、血统、特别的起源，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加优秀；日本由于神化了的起源，优于其他国家”的思想。这种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想在欺骗日本国民、动员国民参加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抛开修身教科书的内容，我们应该注意到，战前修身教育的形式还是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的。即当时的修身教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注重了分年龄阶段对教科书进行编纂。在低年级阶段，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教养和礼法上。教科书以插图为主，辅以简短的文字，而且不少课文内容以虚拟人物为主，即学生自己，并以生活小事为题材，抓住了学生的心理，即为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消化与理解，这也是战前修身教育能够收到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贾佳，女，1980年生，南开学院日本探讨院博士生，主要探讨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教育。 【责任编辑：王雅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