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洋务学堂的兴办而发展的，始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1898年京师学院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学院教育的正式诞生。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作用最大的国家。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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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日归国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力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惨败，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影响，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摘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唐宝锷、胡宗等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始。1903年清政府公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在清廷奖劝留学政策的推动下，在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为幌子而极力地怂恿下，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一时之盛，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对封建高等教育的彻底解体和以日本为蓝本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催化和促进影响。
“清末时，赴日留学生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下同)，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专攻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通过听课、参观、讨论等活动，贪婪地吮吸办理近代新教育的新知识，回国后，凭借在国内积累的一定的管理和教学阅历，被迅速充实到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高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成为清末日本高等教育的主要“输送者”。
大部分留日学生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进一步充实了新式高等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队伍。他们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将日本高等教育部分地移植到中国，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
二、模仿日本而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在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清政府为了加强规范，消除分歧，决定以日本的学制为参照蓝本，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00年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从“蒙养院、初等小学堂(艺徒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中等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学堂(译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学院预科、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学院堂、通儒院”分为七级，而日本的学校制度也分为“幼儿园、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艺徒学让)、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或学院预科学校(专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帝国学院、探讨生院”等七级。高等教育制度也完全模仿日本，设了三级(高等学堂、学院堂、通儒院)，而同一时期的英、法、德、美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一般只设本科及探讨生院两级。除宏观的高等教育制度外，当时，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确立。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完全模仿日本，使中国顺利建立了新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但由于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阶段，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起步，两国经济相差悬殊，兴办新教育的财力、所需人才的层次等自然也不相同，日语论文，所以，当时脱离中国国情构建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名不符实的现象。
三、大量日本教习参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
招聘日本教习是清政府师法日本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建立后，教师非常缺乏，开始大量聘请外国教习。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聘请的教习以欧美等国为主，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他们执教于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担任实业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日语的教学，分布也极为广泛。据1909年7月统计，405名日本教习分布在直隶、四川、江苏、广东等20个省区，其中，在高等学校执教的占80.9％(405人中，在学院堂、师范学堂等高等学校执教的328人)，保证了当时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课程得以顺利开设，对缓解当时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教习的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日本教习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水平十分高。如，管学大臣张百熙为京师学院堂聘请的东京帝国学院文科教授、文学博士服部字之吉、法律博士岩谷孙藏、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教授代家谦曹等教习，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高等学校的前身)先后聘请80余名教习，其中日本教习约30人，这些日本教习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而聘任，有经验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人在日本没有固定职业或根本没有职业，来华的目的只是为了淘金，如河南高等学堂聘请的三宅善代太，“到堂二年余，所授仅日本俚语，未免进步太迟。况该教习乃冈山县寻常师范出身，以之担任高等理科，其庸有当乎?”更有甚者，酗酒、打架、挑起争斗和事端，品质恶劣，不堪人师。日本教习出现的问题与聘任过程有很大联系，针对这些问题，为加强管理，保证教习的质量，清政府改变了日本教习的聘用方式，由开始时的学校单独进行改由政府统一雇聘，而且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由日本帝国教育会负责来华教习的遴选和培训。
从整体上看，日本教习在清末高等教育中发挥了很大影响，是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积极影响。
四、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大部分来自日本
教科书是高等教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清末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高等学校大量开办时，必需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张百熙奉命承办京师学院堂后，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学院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学院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学院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科书；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作品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日语毕业论文，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
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学校教科书翻译、编写体系，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对保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影响。
总之，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还是课程设置、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作用。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明治维新后日本早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甲午海战后，日本各种近代文化侵入中国，加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也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控制中国的过程。“就教育而论，在主观上日本政府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企图，当时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直言：‘中国教育的实权断然不能委之欧美，必须由日本人把握之。’”我们也应该肯定，在客观上，日本成为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日本教习和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起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应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