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新教运动。大约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起，由信奉新教的德国移民把新教传播到俄国南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新教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并开始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扩展。这使得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大为恐慌，因为它与东正教旧礼派一样对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关于沙皇政权来讲，精神的力量是其政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沙皇政权利用东正教会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沙皇政权开始对新教徒采取镇压政策。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在东正教会与沙皇政权的联合绞杀下，俄国的新教运动失败。这使得新教运动在俄国社会锻造一个像西欧一样的中产阶级的努力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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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新教运动；东正教会；沙皇政权
中图分类号：B976.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1-0064-04
东正教是俄国的第一大宗教。在1900年，东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70％，东正教旧礼派大约有110万信徒。彼得大帝改革把东正教置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从而改变了俄国东正教的发展方向，并有别于西欧教权与王权并存的局面。从此东正教会成为沙皇政权用来控制俄国社会非常有力的工具，沙皇政权的利益就是东正教的利益。随着俄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东正教的伦理观受到新教(路德教)伦理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的新教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并引起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的恐慌。
一、新教运动的兴起
俄国的路德教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前后。大概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开始，一些信奉路德教的德国移民定居于俄国南部赫尔松地区，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种植业。由于劳动力不足，他们开始雇佣一些俄国人。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些被雇佣的俄国人开始放弃东正教改信路德教。当他们回到家乡后，便在村民当中传播路德教。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语毕业论文，新教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因为从法学层面上讲农民可以迁移了。由于农民的流动范围扩大，一些信奉路德教的农民为了生计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同时路德教也传播开来。当路德教信徒聚在一起唱赞美诗、祈祷和读福音书时，当地东正教的神父大为震惊。不久，信仰路德教成为一种趋势。一位路德教的牧师告诉他的信徒说：“我们必须从精神上信仰上帝。精神是自由的，因此我们的信仰可以摆脱仪式的枷锁。救世主是唯一的牧师。”新教教义与东正教如此不同，整个东正教组织、信仰体系和祭祀制度都被抛弃。因此当农民从田间回来时，开始讨论福音书。据统计，1870年有7万左右的农民参加新教活动，分布在从伏尔加河到奥地利边境的十几个省。到1880年，俄国新教教徒达到30万人，新教已经成为东正教有力的竞争者。
在讨论为什么新教发展如此之快时，一份来此警察局的报告指出：“路德教徒可以明显区别于其他信徒，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在新教徒聚居的地方，犯罪活动基本上消失。由于生活节俭，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东正教徒好多了。从知识水平来看，路德教徒几乎每个人都能读能写。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值得效仿的，他们的相互关系非常融洽。”此外，新教徒之间相互尊重，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中。一些东正教徒对新教徒的评价是：“新教徒的高尚道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冲突对他们来讲完全是陌生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奸诈，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真诚才是他们的本性。对弱者同情，给予受伤者慰藉。他们回避任何娱乐活动。任何很浪费时间的行为在他们当中是看不到的。新教徒是辛勤和诚实的人。他们不偷盗、不饮酒、不诅咒。总之，他们是真正有节制、有同情心的人。”在这里，俄国新教徒表现出与西欧社会新教徒一样的精神，即“一种特殊的中产阶级职业的气质出现了……如果他们在外表举止上正确得体，如果他们的道德行为无可指责，如果他对财产的使用不致遭到非议，他现在就被允许去追逐他的经济利益，并且确实应当这样做。”而东正教和西方教会一样对资本持否定态度。此外，新教开始向上层传播，而媒介是宣传的小册子。
至此，东正教对新教开始发起攻击。东正教的反击常有政府的协助，因为牧首感到仅仅依靠东正教的力量是不可能阻止新教传播的。
二、新教运动的夭折
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尽管亚历山大二世对俄国境内的宗教事务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是沙皇政权对新教的发展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新教的发展撼动了俄罗斯帝国的根基。最初的攻击始于1878年，警察袭击新教徒聚居区，破坏他们的聚集点，没收《圣经》，拘留教会领导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虽经过四年的镇压，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新教徒不再在村社集会或祈祷，而是转向无人的草原或其他秘密的地方。1881年，一位农村修道院的院长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发动各种力量并软硬兼施地想使那些人迷途知返，但是一切都令人沮丧，他们还是那样不可救药。”删这段话写于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之时。
在亚历山大三世“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执政理念下，真正的宗教迫害开始了。新牧首瑟吉厄斯说：“我的前任只知道拿皮鞭抽打他们，而我将毁灭他们。”同时，在波别德诺斯采夫的说教下，新沙皇决心用一切手段来铲除新教。地方警察委员会在沙皇的授意下，对经过政府警告脱离新教后仍然信奉新教的农民征收特别税，并扣押拒绝缴税人的财产。这种政策立刻给数以万计的家庭带来灾难。1882-1885年，在信奉新教的农村地区，政府拍卖新教徒财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任何能出售的东西，都被地方当局拍卖，并把现金作为新教徒应缴的特种税。以新西比尔斯克地区为例：在18个月内，12个新教家庭每个家庭被征税达到2 600卢布，而一个成年男人最高被征税达700卢布。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新教徒的财产状况。
但是沙皇与牧首对此并不满意。“新教徒是整个帝国的罪恶。”1883年，一个主教给牧首的信中写道：“新教破坏了我们最好、最神圣的东正教教规。它的目的是颠覆整个国家和东正教。它希望带来政治混乱与虚无主义。因此，铲除新教是各省长官最重要的职责。”这个主教同时还要求大主教会议敦促各省的长官采取更加严厉的方法，特别是授予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即地方长官可以流放任何可疑分子到西伯利亚或高加索，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被判刑。拥有了这种可怕的权力，地方当局可以打击新教运动的领导人，他认为擒贼先擒王。
不久后，俄国南部的监狱由于被捕的新教徒太多而人满为患。新教运动的领导人被流放到比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还荒芜的地区，如阿塞拜疆的个如斯等。他们像其他犯人一样带着铁链，剃着光头并穿着犯人的衣服。在行进过程中，不断遭受刺刀威胁，有时还会刺到他们的头上。一名匿名的作家写道：“当今的俄国像英国的都铎王朝一样，宗教迫害近乎疯狂。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受到可怕的西方个人极端苦修与大众利益观
点的作用。俄国的专制权力是建立在愚昧与迷信的基础上。因此，任何宣传自我利益的活动，沙皇政权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绞杀。数以万计的新教徒要么被流放到帝国最遥远的地方，要么被囚禁、折磨。这种残忍的程度不亚于中世纪。整个帝国的西部看起来没有活路了。看来沙皇政权没有一丝宗教自由的迹象，这种形势如同当年西班牙在阿瓦尔和托尔克马达肆无忌惮地宗教迫害一样。对异教徒的审判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对此毫不知情。”
在沙皇泛斯拉夫主义的宗教政策下，新教徒不再是帝国的公民。他们的子女不再属于他们。他们被排斥于村社所有的活动之外。他们的通行证被标上恶名。没有东正教徒为他们服务，也没有东正教徒雇佣他们，即使死了，东正教也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入祖坟。
三、新教运动失败的原因
新教运动在沙皇俄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俄国的东正教与沙皇政权紧密结合。在对待新教问题上，“东正教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教会，拥有在圣灵中的教会真理之完满性和纯洁性。这就决定了东正教对待那些直接或间接脱离教会统一的其他基督教会宗派的关系；东正教只能追求一个目的――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正信化，使一切其他基督教信仰都归于普世的正信之路”。而“政府的观点认为，农奴解放以后俄国内地最有害的教派就是所谓的史敦达派”。史敦达派就是当时俄国社会对路德教的称谓。由于在西欧存在着王权与教权之争，因此路德教的发展受到世俗政权的保护。“路德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保护，这关于路德的事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在沙皇俄国就缺少这种条件。因此，在东正教与沙皇政权的联合绞杀下，新教运动失败了。
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教会由世俗的政府机构主管，具体主管者为大检查官。他领导全国的大主教会议。而牧首参加大主教会议的权利基本被限制。直接负责于沙皇的大检察官主导大主教会议。此外，19世纪末期，大主教会议决定一年召开三次常规会议。大检察官与他的下属官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日常的东正教事务。
关于沙皇政权来讲，精神的力量是其政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正教徒有义务向新继位的沙皇发誓表示效忠，并且向有关当局报告违法或破坏沙皇政权的活动。沙皇政权利用东正教会提供给他的这种权力，从而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在这个70％的国民为东正教徒的国家，沙皇政权提供10万神父来传达沙皇的旨意。政府的有关文件在教堂宣读，神父不断向信徒宣传反对革命的言论。神父有责任向警察报告反对沙皇或政府的阴谋分子或乱党分子。各教区的神父要确保所辖区村民不受革命者的宣传鼓动。沙皇认识到东正教给他提供了一条能够广泛作用民众的渠道，而这条渠道是其他统治方式无法替代的。在处理与非东正教的关系时，沙皇政权一以贯之的目标是维护专制统治。在帝俄后期一般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一是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二是采取同化政策，即使异教徒皈依东正教。亚历山大二世更多地是采用前者，而亚历山大三世实施了第二种政策。他给异教徒增加种种限制条件，以鼓励他们转变信仰。
从1861年大改革开始，沙皇政权在处理宗教问题时，这两种手段经常并施。亚历山大二世对旧礼派采取了宽容政策。1863年和1864年条例给予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的一些教堂被开放。同时，这些政策在波罗的海等地区也实施了。1864年，国务委员V.A.波布瑞斯基向亚历山大二世提交了一份波罗的海各省宗教形势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批评过去抬升东正教而打压路德教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于1865-1874年允许3.5万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改信路德教。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他希望逐渐取消宗教迫害政策，并逐渐把它引入立法实践中。
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老师波别德诺斯采夫则对此缺少同情心。他们对自由派要把进一步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提上政府的工作日程十分不满。亚历山大三世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并崇尚秩序与服从。他认为帝国的宗教政策是为加强专制统治服务的。他拒绝任何涉及宗教的自由主义改革，因为它可能削弱专制统治。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他试图复兴因六七十年代大改革而式微的专制统治，异教徒则是他重新压制的对象。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之下，俄国的民族性被作为处理国家与宗教事务的原则。对帝国境内的异教徒课以相同的处罚被沙皇政权认为是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有效方法。此外，由于保守主义者叫嚣斯拉夫民族的优越性，19世纪80-90年代的宗教政策，对其他宗教徒尤其是帝国境内的路德教徒产生了严重的伤害。
四、结语
当欧洲的新教运动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俄语论文范文，俄国的新教运动在19世纪才得到快速发展。在谈及新教运动时，我们通常会把它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新教运动在俄国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国家发展方向选择的一种可能性。俄国的现代化起步晚于西欧，但它与西欧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彼得改革使俄国从上层首先开始了现代化，但是它并没有触及社会的下层。而新教运动的发展主要发轫于下层，它的发展意味着像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下层造就一个中产阶级。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背后的驱动力问题主要不是可以用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资金储备来源的问题，而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一精神变得活跃并能够产生效果，它就能获得资金储备用做现代资本主义的燃料――这里没有其他方式。”但是，俄国的国情与西欧不同，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得俄国的东正教会从属于世俗的沙皇政权，这就使得俄国的新教运动缺少了西欧社会那种因教权与王权的斗争而创造的条件。最终，在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的联合绞杀下，俄国的新教运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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