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俄罗斯外交官大会举行，虽然普京总统率领全体外交官为刚刚被害的四名俄罗斯驻伊外交官默哀了一分钟，但是，在整个大会过程中，普京总统竟然只字未提俄外交官被害一事。这一反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性格坚韧的普京总统的这种沉默，肯定会带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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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普京总统在第二天就针对俄境外的恐怖分子下达了必杀令：俄特工部门要采取一切必要方法，找到并且消灭杀害俄罗斯驻伊拉克外交官的凶手。几乎与此同时，俄安全总局局长也宣布将要悬赏一千万美元征求凶手的相关信息。紧接着，7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授予普京总统在国外动用特工部门的权力，7月7日，俄罗斯上议院的全体大会宣布同意授予普京总统同样的权力。
自2017年3月俄罗斯议会通过《反恐怖法》并正式赋予俄武装力量在境外对恐怖分子或其基地采取武装行动的权力后，俄罗斯终于从法学上为俄罗斯特工部门再次悬起全球大追杀的利剑铺平了一切道路。
终于，在继美国及以色列之后同样也走上了不惜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海外公民道路的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在恐怖分子的头上悬起一把“全球追杀”的利剑。
跨国绑架
苏联特工部门在国外的“主动行动”始于1927年11月，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斯大林口授的命令：“那些拒绝回到苏联的人员，就属于违法人员。对这些违法人员，将实施下列惩罚：1.没收被告所有财产；2.在确定其身份之后的24小时之内予以消灭。本法令具有回溯效力。”
这一法令最初被苏联谍报部门用于处决那些本部门中的变节分子，比如伊格纳吉・雷斯，此人长期为苏联人服务，1937年招其入苏，惧苏联大镇压，不从，登报反水，结果被立即处理掉。后来，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明仁斯基的领导下，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及苏联情报机构的特工为主，组建了一个特工组，专门负责清除苏联的政治对手，首先就是那些俄罗斯侨民及变节者。
1930年1月26日，苏联特工在巴黎绑架了俄罗斯军人联盟（俄侨反苏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古杰波夫将军。行动参与者之一的身份是法国警察，他们将古杰波夫架进了一辆汽车，为之注射一支麻醉针之后，睡着了的将军被运到了马赛港，然后上了等在那里的一艘苏联船只。这次绑架引起6000多名巴黎出租车司机的大罢工――其中主要是以俄国移民为主。俄罗斯侨民的头面人物则要求法国当局介入此事并解救古杰波夫。但那艘船已驶离法国水域，法政府无可奈何。后来，根据克格勃传出来的说法，这艘船刚刚驶过黑海海峡，古杰波夫将军就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了。
顺带说一句，古杰波夫将军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曾向苏联派遣过暗杀小组，目标是苏联党的领袖及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们。
1937年9月22日，叶夫根尼・米勒将军接替古杰波夫将军出任俄罗斯军人联盟主席，很快，他也被装进箱子“打包”成特别贵重的物品运到了一艘名为“玛利娅・乌里杨诺娃”的苏联船上。
米勒重复前任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他们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内应家中。不过，他肯定是意识到了事情有点不妙，他在消失之前留下一张纸条：“我将和斯卡博林一起去会面，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是说斯卡博林是叛徒。”但副手未能及时打开米勒留下的纸条，因此，纸条中说的斯卡博林得以从巴黎逃到西班牙。但斯卡博林后来和其他几位身份暴露的参与者很快就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灭了口。
揍托洛茨基的脑袋
同样因为被内应打入而丧生的还有“乌克兰民族解放组织”首领叶夫根尼・科纳瓦列兹，1938年5月23日，科纳瓦列兹在荷兰的鹿特丹打开一个巧克力盒子时被炸弹炸死。科诺瓦列兹之死，使科纳瓦列兹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乌克兰民族解放组织”宣布与苏维埃俄罗斯及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直到1991年。
1931年，流亡海外的列夫・托洛茨基写信给苏联当局，建议与注定要爆发革命的西班牙建立统一阵线，斯大林在信上批示道：“我想，急于表现的托洛茨基先生纯属孟尔什维克骗子，应当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揍他的脑袋，以便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自己的住处被一把爬山用的冰镐击中头部，第二天，他死在了医院里。对托洛茨基致命一击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西班牙人罗曼・米尔卡杰尔，其假扮成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记者弗兰科・杰克逊并作为一个崇拜者接近了托洛茨基。法庭上，米尔卡杰尔坚持说是他一个人下的手。至于杀人动机，他表示是因为对托洛茨基失望了。对这一杀人动机，法庭认为纯属天方夜谭。米尔卡杰尔因谋杀被判处20年监禁――墨西哥最高的刑事处罚。
1960年，服完刑期的米尔卡杰尔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据估计，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追杀托洛茨基大约花费了500万美元。当时坐镇莫斯科指挥此次行动的是国家安全总局副处长的巴维尔・苏达普拉托夫，1994年，苏达普拉托夫在纽约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特殊使命：一个不愿作证的证人――苏联间谍头子回忆录》。
短暂的休眠
战后，苏联人政治追杀的技术手段获得长足进步。乌克兰民族解放组织的两位领导人：列夫・列别特和斯捷潘・邦杰尔，分别于1957年10月12日和1959年10月15日被克格勃特工斯达申斯基在慕尼黑杀害。他们是被一种可以发射氰化钾的特别装置毒杀的，由于毒药发作特别快，医生的诊断结论只能是因心脏骤停引发的死亡。
成功地做掉这两个敌人后，斯达申斯基被授予了红旗勋章及列宁勋章。但是，在妻子的作用下，斯达申斯基开始忏悔。1961年8月12日，就在柏林墙建起来的前夜，斯达申斯基向西德当局自首了。1962年10月19日，他被判处了几年的监禁，但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并在西方得到新身份的掩护。时任西德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理查德・格林将军在回忆录中描写道：“克格勃主席谢列宾手下的恐怖分子被宽恕之后，现在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
从那时起，苏联特工部门就没有再在国外进行任何大的谋杀活动，直到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总统阿明在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前夜被击毙。
干掉阿富汗总统的决定是由苏联政治局作出的。克格勃的特工向阿明的饮食中投放了毒药，但阿明身边毫不知情的苏联医生却硬生生又将阿明从另外一个世界里救了回来。结果，阿尔法部队及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们不得不明火执仗地动手――阿明和他的家人以及数十名卫士全部被击毙。虽然，在正式的通报中，击毙阿明总统的荣誉是属于阿富汗“正义的革命力量”，直到80年代末期，进攻阿富汗总统府并消灭了阿明的苏方相关人员，才开始谈论这件事情。
不过，短暂的休眠期间，苏联特工部门曾不得不该出手时就出手。苏联情报部门曾流传一个故事，1970年代中期，苏联一位外交官在中东意外遭绑架，苏联人很生气，拒绝谈判，抓到该组织头目的一位亲戚，阉割，器官被寄上门去，于是外交官被放人，苏联人再未遭绑架。
车臣匪首头上小试牛刀
苏联解体之后， 作为克格勃的主要继承人，俄联邦安全总局的追杀行动主要针对车臣反政府武装首领：1996年4月22日，两枚从苏-24战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了正在打电话的杜达耶夫；2002年，曾组织入侵达吉斯坦的哈塔卜被一封来自沙特、但中途被俄特工部门处理过的信件毒杀；2017年3月马斯哈托夫被“斩首”，其死因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要么是在藏身地被炸死，要么就是被自己的警卫杀死。与杜达耶夫、马斯哈托夫及哈塔卜死在俄罗斯境内不同，另外一位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杨达尔比耶夫则是流亡到卡塔尔后， 2004年2月，他乘坐的汽车神秘地发生爆炸。
虽然1999年杨达尔比耶夫到了卡塔尔后再也“无权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然而，俄罗斯警方却指控他组织非法武装入侵了达吉斯坦并策划了2002年10月份武装分子占领俄剧院的恐怖行动。
不过，俄罗斯特工部门否认与杨达尔比耶夫之死有关。他们声称，1959年在德国对乌克兰民族解放组织首脑邦杰尔采取行动之后，特工部门就再没在国外进行过任何清除行动。对外情报总局中根本就没有这种负责破坏行动的特种分队。
由于怀疑两位俄罗斯特工――安纳托利・比拉什科夫以及瓦西里・巴卡切夫与杨达尔比耶夫的命案有关，卡塔尔政府曾将他们逮捕，卡塔尔法庭还对他们提出全方位的指控（谋杀、非法带入武器以及实施恐怖活动）。他们后来被判处终生监禁，但卡塔尔领导人应普京政府的请求于当年12月份将他们遣送回俄罗斯接受惩罚，俄语论文网站，但这两人返回俄罗斯之后就不知所踪了。
“掩护队”可能出击伊拉克
当普京总统向俄罗斯特工部门下达必杀令之后，人们立即想起了俄罗斯著名的特种部队“阿尔法”或“信号旗”部队，然而，据俄罗斯《消息报》透露，此次在伊拉克搜寻并消灭杀害俄罗斯驻伊大使馆工作人员凶手的任务，很有可能将由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下属的超级特种部队“掩护队”负责。
1998年，为给情报行动提供武力支持与保障，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设立了“掩护队”特种部队。这支特种部队直属于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该部编制应当300人左右，全部由有着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职业特工组成，其装备之先进性不仅不逊于传说中的“阿尔法”或“信号旗”特种部队，有些地方甚至还超过了上述两支特种部队。
作为特种部队中的精英部队，“掩护队”这支特种部队重建之后，24小时处于全天候备战状态，而且其所有作战计划不需要通报给其他部门。因此，早在1976年就进入克格勃并指挥过信号旗部队的俄罗斯谍报界宿将、现任安全机构宿将国际社会组织理事会主席的谢尔盖・舍斯托夫指出：即使“掩护队”的行动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别说整个世界，就是俄罗斯也未必能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其特别行动的真正结果。
据俄罗斯媒体透露，在美英对巴格达采取行动前几天，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掩护队”特种部队的两个特工小组就曾潜入巴格达，另外一个小组则被空投到了伊朗――在伊拉克首都形势复杂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外交使团应当退到那里。但是，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当时俄罗斯大使馆的保卫工作仍然由俄联邦安全总局下辖的联邦边防总局负责。
全盘收编萨达姆的情报人员
显然，对外情报总局的特工们拥有一些在特别时期的特别权力，其中很有可能包括了将伊拉克特工部门的文件、档案、间谍名单转到莫斯科。而且据《独立报》推测，在2003年2月23日，原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局长普里马科夫与萨达姆会谈之际，很可能还达成了下列协议：除了这些资料之外，随同撤退的还将包括那些将上述材料交给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伊拉克人。要知道，这些文件，以及可以接触到这些秘密的伊拉克人，正是美国特工部门所要追捕的对象。
因此，为了在战争结束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能够保证俄罗斯的利益、收编伊拉克在国外的谍报人员并查清萨达姆是否依靠某种通道资助过俄罗斯的政党或政治家本人，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在伊拉克下了很大功夫。
关于俄罗斯媒体的猜测，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甚至拒绝对本部是否存在这样一支特种部队进行任何评论，7月4日，对外情报总局的新闻官对国际文传电讯社透露：“对于这一消息，我们不会做任何的评论。”但是，与俄特工部门关系密切的专家却指出，对于这一特种部队的消息其实近年来一直不停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上。
当然，俄罗斯的反恐专家们也深知，即使是在追凶这一对一的反恐事件上，俄语毕业论文，俄罗斯特工部门依然任重而道远。考虑到俄方搜寻杀害俄外交官的凶手肯定是需要一定时间，而一千万美金的高额悬赏，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搜查工作中起到非常好的影响：“我们并没发明什么新东西，这只是必要的一个方法。我希望，他会带来好的结果。”
（《凤凰周刊》2017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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