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共建立20年来，其发展受到俄罗斯政党政治演变的制约和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俄共在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1993年恢复重建以来，俄共的存在促进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规范和完善，对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影响。但是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的难题。俄共的发展应当引起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关注，而俄共自身更应痛定思痛，通过改革重新走向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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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共；政党政治；相互作用；困境与前景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7）01—0077—09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成立于苏联时期的1990年6月。在短暂的20年中，俄共先后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党，由被禁止活动到重新崛起、由体制外政党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进而成为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在短暂的辉煌后，它又走入低谷。尽管如此，俄共仍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有作用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它的兴衰、起伏几乎贯穿了苏东剧变以来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并对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本文拟以政党政治为视角，来论述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俄共，及其对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作用，略论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并对俄共参加政党政治的前景给予前瞻。
一、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俄共
俄罗斯实行政党政治始于苏东剧变的后期。二十多年来，俄罗斯的政党政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政党政治的实行和发展对俄共产生了重大作用。
1.俄政党政治开创和起步阶段的俄共
这一阶段，从苏联1990年3月宣布实行多党制开始，到1993年12月俄罗斯新宪法通过为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苏联（俄罗斯）开始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各派政党纷纷创建；各政党之间分化组合异常频繁，违法和违规现象十分严重，政党政治的发育还处于低水平；政党政治很不规范，政党政治的活动方式表现为无序，有时甚至表现为“流血”斗争。
随着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渐形成派别，并且开始向政党方向发展。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同时规定：“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法学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宪法的修改实际上正式承认了当时苏联（俄罗斯）业已存在的多党制现实，为创建共产党以外的各派政党提供了法学依据。这标志着苏联开始进入多党制时期，俄罗斯的多党制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由于刚刚开放党禁，五花八门的政党、组织应运而生，各类政党、“运动”、“协会”和“联盟”多如牛毛。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1992年第24期报道，1992年6月，仅在俄罗斯司法部门正式登记的政党和组织就有1000多个。
与此同时，苏共内部自由化思潮急剧泛滥，各种政治主张纷纷亮相，形成繁多的党内派别，各派之间斗争尖锐激烈，党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损害。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民主派的骨干分子退出苏共，宣布与苏共彻底决裂。此后，大批党员开始退党，苏共的分裂趋势不断加剧。并且，受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大潮的作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相继提出独立要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6月19-23日，俄共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波洛兹科夫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伊里因为第二书记。当时，俄共创始人的基本目标是与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他们经常批评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改革中的种种失误，因此遭到种种责难和非议，被认为是保守派和顽固势力的代表，党的威望很低。到1991年7月，就有7万余人宣布退出俄共。
俄共成立后，俄罗斯总统选举、“8·19”事件、苏联解体、“休克疗法”、总统与议会激烈对抗、“炮打白宫”等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围绕这些重大事件，包括俄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分歧严重，斗争激烈。这进一步加剧了俄共与其他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的分化组合。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俄共代表为主的左派党团和由“民主派”组成的“民主俄罗斯”党团各占据了1068个代表席位中的近500个席位，成为代表大会的两大党团。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大党团间的争斗日趋激烈。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第一届总统选举举行，叶利钦以绝对优势当选，这标志着俄罗斯政权的易手，共产党从此失去执政地位。因此，在实行多党政治的过程中，俄共丢失政权的时间比苏共的垮台更早。
“8·19”事件后，大权在握的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对俄共进行报复，宣布解散俄共的组织机构，停止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没收俄共的财产，目的是想把共产党人从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彻底排挤出去。在苏共和俄共被禁止活动后，原来的共产党人分别建立了不同的左派组织，其中包括麦德维杰夫领导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安德烈耶娃领导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安皮洛夫领导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克留奇科夫领导的“共产党人党”、普里加林领导的“共产党人联盟”等。1992年10月，40多个左派和民族爱国主义政党、组织成立了救国阵线，经过大分化的左派力量出现了联合的趋势。与此同时，1991年12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36名共产党代表联名向俄罗斯宪法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叶利钦“禁共令”违法，与其宣称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机制相矛盾。经过近一年的斗争，俄左派政党获得了重建共产党组织的合法权利。1993年2月13-14日，俄共召开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又称俄共重建与联合大会，俄共得以重建。
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很不规范，对俄共也产生了重大作用。由于政局动荡不安，社会转型剧烈，经济危机严重，加上法制很不完备，当时的执政当局常常违规操作。例如，叶利钦总统一方面宣称实行多党制，另一方面又下令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收共产党的财产。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后，他又下令禁止俄共、“救国阵线”、“劳动俄罗斯”和“军官联盟”等20多个反对派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并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10多家报刊的发行。由于俄共未参加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武装对抗，后经据理力争，俄共才重新取得合法地位，被允许参加新的议会--国家杜马的竞选。 与此同时，各派政党和组织，动辄发动群众性的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对政府施加压力，与上层的权力斗争相呼应。许多政党和组织甚至把“街头对抗”作为主要的活动方式，导致多次流血事件的发生，作为反对党的俄共也不例外。
重建后的俄共对叶利钦改革政策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估计过高，对广大群众厌倦社会运动的政治冷淡主义趋向估计不足，“将希望寄托在人民义愤很快爆炸和统治制度很快垮台上面”。于是频繁不断地组织各种集会和游行，发动党员及其支持者参加街头抗议，成了俄共这段时间的主要活动内容。在1993年5月底召开的俄共中央执委会上，久加诺夫曾经指出过党的工作中的这一重大缺陷，承认党“在行动中始终忙于日常琐事，沉溺于短期设想，而对中期远景却不甚了了，长期远景更无从谈起。”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2]
2.俄政党政治形成和运行阶段的俄共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俄罗斯通过1993年宪法开始，到2000年上半年为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各派政党的活动逐步走上宪法轨道，多党政治基本形成并开始运行，但政党格局的变化较大，政党的地位并不算高，政党政治尚不成熟。这一阶段前期，“政党热”继续升温，到1997年后“政党热”开始逐渐降温，有些政党和组织自生自灭，有些政党和组织则合并或联合起来。到1998年11月，各类政党和组织减为250个。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对政党的建立、活动及地位作了准则的规定，从而为多党政治奠定了法学基础。（1）规定了多党政治的准则和思想基础。宪法规定：“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2）规定了政党建立和活动的自由。宪法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结社的自由”，“社会团体的活动自由受到保障”。（3）确立了政党的政治地位。宪法规定：“社会团体在法学面前一律平等”。也就是说，俄罗斯不存在法定的执政党，各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法学地位是平等的，它们有权而且必须通过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来发挥影响并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
随后，俄罗斯又根据1993年宪法的准则，制定了其他有关法学，对政党的建立和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新宪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学的通过对俄共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早在1993年2月，俄共恢复重建大会明确提出了以推翻现政权为党的主要任务。经过1991年和1993年同执政当局的两次“武装对抗”，俄共认识到，在俄罗斯当前条件下武装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共逐渐改变了同执政当局斗争的方式和策略：由街头抗议改为议会斗争。1993年10月俄共正式宣布参加议会选举，其目的是通过合法的斗争方式“剥夺背叛民族反人民的政权”。因此，新宪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学的通过适应了俄共斗争方式和策略的改变，为把俄共纳入宪法轨道搭建了平台。尤其是1993年俄共在俄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意外获胜，更使俄共看到了通过合法途径夺取政权的希望。
1993年新宪法通过以后，俄共不再热衷于“街头对抗”，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合法斗争、参加选举方面，其活动逐渐步入宪法轨道。在俄政党政治发展的这一阶段，俄罗斯共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和两次总统选举，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也举行了相应的选举。围绕这些选举，俄共遵照有关法学，精心进行准备，制定竞选纲领，展开宣传鼓动，尽力争取选民支持，提高自己的得票率，以便进入各级权力机关，获得自己应有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选举运动成为俄共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左、中、右三大派政治力量，其中每一派都有为数众多的政党和组织。这一阶段进行的三次议会选举和两次总统选举，促进了各派政党的分化组合，也检阅了各派政党的实力。结果，若干力量强、作用大的政党和组织便脱颖而出，它们获得较多选民的支持，能够进入议会并发挥较大影响，从而构成多党政治的主框架。尽管三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情况不完全一样，其内部始终存在左、中、右三大派别，但主框架始终是作为反对派的俄共和“政权党” 的对峙。
3.俄政党政治整顿和规范阶段的俄共
这一阶段从2000年下半年时任总统普京着手政党改革开始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政党法》、《政党法》修正案及《选举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学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政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通过政党合并及重组壮大政党规模，政党数量大幅减少；政党政治逐渐走向规范、稳定、有序；相对稳定的“多党并存，一党独大”政党格局最终确立。这一阶段按照政党体制改革所产生的作用来看，以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2000年下半年至2004年8月）
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的多党政治虽已走上正轨，但仍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政党数量依然不少，到2000年12月，正式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组织仍有180个。政党之间纲领雷同，界限不清，内部组织混乱，稳定性很差，分化组合过于频繁，多党政治不够成熟。普京主政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政党改革，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多党制”，培育“有威望的、形成了体系的党”，实行“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从此进入整顿和规范阶段。
2001年6月21日，国家杜马三读通过了普京提出并经过修改的《政党法》。同年7月11日，普京总统签署生效。《政党法》规定：所有政党都要重新登记；一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党员，在一半以上（即45个）联邦主体拥有地区分部，每个分部不少于100名党员，才能获准登记；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之外的团体和组织不得参加议会选举。这些规定，显然是要淘汰中小政党，迫使它们与大党联合，并促使各种社会团体或转化为政党，或加盟其他政党。[1]35《政党法》的通过和颁布实施，对俄罗斯规范政党活动和完善竞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政党法》通过后，各派政党出现重新分化组合的新浪潮：中派组织、右派组织各自实行改组和联合，并升格为政党，而左派力量的情况恰恰相反。2000年3月久加诺夫竞选总统的失败，使俄共的凝聚力进一步减弱，也使左派阵营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党”和“劳动俄罗斯”等左派力量始终不愿同俄共进行联合，而且不断批评俄共。2002年6月，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又成立了一个“新”共产党，自称联合了40多个“左翼”组织，现有52个分支机构，党员超过1万人。但该党宣布，“新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俄共合作。[3] 与此同时，俄共内部也矛盾加剧，出现分裂危险。党内比较激进的“列宁派”公开提出，要筹建自己的党。俄共中央委员、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主席舍宁不顾久加诺夫的警告，在2000年7月15日召开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又向俄共中央提交了“退党声明”。[4]而谢列兹尼奥夫则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与当局进行建设性合作。由于俄共高层内部思想不统一，2000年7月15日谢列兹尼奥夫从俄共队伍中拉出一部分人组建了“俄罗斯”运动。新成立的“俄罗斯”运动宣布赞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同普京政权合作，但不同俄共分裂。谢列兹尼奥夫强调，该组织将加入“人民爱国联盟”，成为俄共的盟友，但今后将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该运动在国家杜马不单独成立议会党团，但在地方杜马将成立议会党团。①其实，“俄罗斯”运动是在违抗俄共中央并得到普京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很多观察家认为，克里姆林宫是该运动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削弱俄共的力量，建立一个“温顺的反对派”。俄共中央曾极力阻挠该运动的建立，久加诺夫不仅多次找谢列兹尼奥夫谈话，希望他放弃这一计划，而且同普京进行会谈，希望总统不要加以支持，但都遭到拒绝。[5]“俄罗斯”运动的成立预示着俄共内部分歧的进一步发展，谢列兹尼奥夫企图“另立山头”，同久加诺夫争夺领导权。
2002年4月3日发生的“杜马风波”，对俄共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中派议员和右派议员联合起来，操纵国家杜马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俄共7个杜马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只给俄共留下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主席职位。于是，俄共领导人气愤地宣布：“俄共退出杜马中所有的领导职位！”随后，俄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要求谢列兹尼奥夫辞去杜马主席职务，但谢列兹尼奥夫以“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为由拒绝辞职。5月25日，俄共中央再次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把谢开除出党。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拒绝辞去杜马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谢被开除党籍后向记者谈话说，中央全会将他开除出党是一个严重错误。国家杜马“人民代表”议员团领导人赖科夫认为，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是俄共分裂的开始。②
这一事态的发展，作用巨大，非同小可。谢列兹尼奥夫在俄共党内颇有作用，作为国家杜马主席、俄共中央委员、全国性政治家，他极力主张同普京政权合作，不做反对派，几年来一直同久加诺夫对立。他代表一种思潮，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得到俄共议会党团一些人的支持，得到地方上一些“红色州长”的支持，得到部分党员的同情。同时，谢有自己的组织基础，他所领导的“俄罗斯”运动，号称拥有50万成员，其中包括一批俄共党员和基层组织。谢被俄共开除后，立即在7月13日宣布，他将以“俄罗斯”运动为基础，创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政党。9月7日，“俄罗斯”运动正式改名为“复兴党”，并召开成立大会，同时宣布，该党将单独参加下届议会选举，并同普京政权进行建设性合作。该党的建立，必定对俄共产生一定的作用。当然，俄共可以保住自己的基本队伍，但难免会有一部分人被该党拉走。[1]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联邦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举行。俄共全力以赴迎接杜马大选，力图获得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然而事与愿违，在这次杜马选举中，俄共受到重创，得票率仅为12.7%，比1999年几乎减少一半，沦为杜马第二大党，从而在这次杜马竞选中输给了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造成俄共此次杜马选举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此次杜马选举前不久，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之一格拉济耶夫离俄共而去，另组“祖国”竞选联盟，拉走了原本属于俄共的许多选票。
此次杜马选举的失利，使俄共的内部矛盾再次凸显出来。2004年3月19日，俄共党内主张与普京妥协的亲克里姆林宫派首领、俄人民爱国联盟执委会主席谢米金因不同意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领导层的政策，倡议召开了有15个政党和60个组织参加的俄罗斯爱国者大会，会上决定开始组建新的左翼爱国力量竞选联盟以替代俄人民爱国联盟。5月18日，俄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认为谢米金搞的是分裂活动，决定把谢米金开除出俄共。
2004年7月3日，久加诺夫主持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一家饭店里举行。几乎就在同时，俄共内部的谢米金派召集部分党代表，在莫斯科河的一艘游船上也召开了“十大”。一时间，俄罗斯出现了两个俄共并存的局面。虽然8月3日俄罗斯司法部正式宣布，由俄共反对派召开的俄共代表大会不足法定人数，被认定为不合法。但是，分裂对俄共自身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作用已经无法避免了。
（2）后期（2004年9月至今）
经过前期的整顿和规范，俄罗斯的政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党数量不断减少，到2003年12月，经登记有资格参加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还剩下44个政党和20个选举联盟；左翼和右翼政党都遭到不同程度削弱，中派力量逐步上升，成为普京的主要依靠力量；第四届杜马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初步形成。2004年9月在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发生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新方法，以加强中央政权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打击恐怖主义。其中包括对政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掀起了新一轮政党体制改革的热潮。根据普京总统的倡议，第四届杜马通过了一系列新法案，对政党体制作了改革，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修改《政府法》，允许包括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担任政党领导人；修改《政党法》，对建立政党的条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由原先规定的每个政党至少必须拥有1万名党员提高到必须拥有5万名党员；修改《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由混合选举制改为比例选举制，只有得票率达到并超过7%的政党有权分配杜马席位；修改俄罗斯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领导人将不再由民选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之后，由地方杜马投票确认。
新一轮政党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2017年10月，在时任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生活党、退休者党和祖国党三个中左翼政党合并组建了新的政党--“公正俄罗斯”党。该党由于得到了当局的支持被称为“统一俄罗斯”党之外的另一个政权党。它在支持普京政策路线的同时，打着中左翼政党的旗号，提出了以“捍卫劳动者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为宗旨的平民主义方针，其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在社会中下层群体中的作用，俄语论文网站，继而与俄共争夺这部分选民。[6]232 由此，新一轮政党体制改革对俄罗斯的政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政党数量继续减少，在2017年12月的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参选资格的政党仅有11个；以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为首的右翼势力持续低迷，继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失利后，在第五届杜马选举中再次败北；“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局的支持下不断壮大，尤其是普京总统在第五届杜马选举中同意领衔“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名单，使该党获得了杜马绝对多数，到2017年底，“统一俄罗斯”党不仅是全俄罗斯最大的政党，而且党员人数已达到130多万；[7]第五届杜马选举后，“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最终确立。
新一轮政党体制改革对俄共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俄共在政治上面临着被边缘化的趋势。这表现在：第一，作为议会反对派，俄共在议会中的作用力受到抑制。普京利用政权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在无须与俄共等反对派协商的情况下，政府提交的各项法案都在议会顺利获得通过，而俄共不仅无力阻止这些法案的通过，而且由它提出的很多社会发展的方案也难以被议会采纳。第二，改革后的俄罗斯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党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俄共作为政府反对派的发展空间，俄共在地方上的作用力被大大削弱。众所周知，积极参加地方选举并通过执掌地方政权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曾是俄共的主要工作之一。改革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度之前，有近1/3的地方行政长官曾由俄共党员或左翼政党代表担任，这些由俄共等左派政党控制的地区也曾被称为“红色地带”。2017年以后，大部分属于俄共或左派阵营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的被普京撤换掉，有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宣布脱离俄共，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到2017年底，仅剩下两名俄共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领导人。而在各联邦主体地方议会选举中，俄共的得票率也远远落后于“统一俄罗斯”党。据统计，在2003年12月至2017年4月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俄共共获得16.76%的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1.07%的选票。③第三，俄共的部分基础选民被亲政府的中左翼政党分流，尤其是有第二政权党之称的“公正俄罗斯”党建立后，俄共不仅要面对来自当局以及“统一俄罗斯”党的强大压力，而且面临自称社会主义政党的“公正俄罗斯”党的激烈竞争。“公正俄罗斯”党成立后不久，该党主席米罗诺夫曾宣称，已有一些共产党员退出俄共并加入了“公正俄罗斯”党。[8]并且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公正俄罗斯”党的宣传攻势与利益引诱下，2017年8月，俄共的外围青年组织--“俄罗斯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部分成员宣布脱离俄共，公开支持“公正俄罗斯”党。这一切对俄共都极为不利。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一轮政党体制改革后除俄共外的其他左翼反对派政党都被排除出议会之外，俄共成为新议会中唯一真正的政府反对派。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对比，为俄共联合各政府反对派，建立新的反政府联盟创造了条件。目前，俄罗斯左翼政党联合的迹象已经显现出来。在2017年议会选举期间，“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左派政党的领导人联合声明，表示要在议会选举中共同支持俄共。声明指出：“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俄共是唯一可以与政权党相抗衡的力量，粉碎统一俄罗斯党试图建立一党制议会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支持俄共。”[6]238并且严峻的形势也迫使俄共上下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从社会防御转向社会进攻”。[9]由于俄共的不懈努力，它不仅守住了原有阵地，而且选民支持率有了增长的势头：在大多数地方选举中俄共都进入了议会，组成了自己的党团，并且大多数地区的支持率都有较高幅度的增长。在2017年12月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的得票率为11.57%，获得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57个，比自己在上届杜马的议会席位增加了10个。
二、俄共对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作用
俄共建立20年来，在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1993年恢复重建以来，俄共的存在促进了俄政党政治的规范和完善，对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第一，俄共是迄今为止俄政党政治舞台上唯一一个形成了体系的、经典意义上的群众性政党，是一支健康的社会力量。俄共1993年恢复重建以来，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俄语专业论文，发展成为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和对执政当局最具威胁的左翼反对派政党。20年来，在前苏联空间，俄共是一个始终保持共产党名称，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纲领完备，组织机构健全的党；是一个取得成就非常显著（在1995年和1999年两届杜马选举中的得票率都领先于其他政党，获得了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全俄多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曾由俄共党员或俄共同情者担任，俄共主席久加诺夫1996年6月、2000年3月和2017年3月三次参加总统选举，虽然败北，却取得不菲的成绩）的党；是一个处在俄罗斯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因而特别引人关注、国际作用非常大的党。[10]虽然俄共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失利，沦为第二大党，但是俄共作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拥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较广泛的政治作用。
第二，俄共是俄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对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影响。迄今为止，俄罗斯共举行了五次议会选举，参加的政党和组织虽然很多，但最后进入议会的始终只是少数几个比较大的政党和组织。同时，尽管五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情况不完全一样，但主框架始终是反对派俄共和“政权党” 的对峙。俄共1993年恢复重建以后，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表露出希望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愿望。所以，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弃了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从1993年至今，俄共凭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成为体制内政党”的目的。目前，在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俄共可以称得上是“历届议会大党”和“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而与其对立的“政权党”则随着政府的更迭不断地更替。其中第一个“政权党”是“俄罗斯选择”，该党是1993年12月俄罗斯首届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第二个“政权党”是“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它是1995年第二届议会选举中的第二大党；第三个“政权党”是“团结”党，是1999年第三届议会选举中的第二大党；第四个 “政权党”，即当前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是2003年第四届杜马和201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的第一大党。虽然每一个“政权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的出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倾向。但是，俄罗斯的“政权党”是借助于政权力量扶植才得以进入议会的，是政权力量的产物。正是由于“政权党”与政权力量的特殊关系，在每一次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议会选举中，依靠政权力量的特殊关照，“政权党”都能得到由政权力量控制的最强大、最直接的舆论支持和财政支持，以及各种最强大的财团力量的资助和扶持，这为“政权党”的竞选成功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政权党”是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在俄罗斯多党政治的运作过程中，“政权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其他任何政党所无法比拟的。[11]89每一个“政权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影响、意义和作用。但是俄罗斯的这种“政权党”现象并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这表明了俄罗斯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只有俄共的参与才使俄政党政治的发展呈现了良性发展的趋势。俄罗斯要出现经典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大力发展如同俄共的群众性政党，而不是所谓的“政权党”。 第三，俄共在参加俄政党政治过程中，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学规定的程序进行，促进了俄政党政治的规范和完善。1993年、1995年、1999年、2003年和2017年的五次议会选举，实际上是各派政党争夺国家立法权的斗争。在议会选举中，俄共按照宪法和法学的有关规定提出自己的议员名单，力争获得尽可能多的得票率。每届议会选举之后，俄共立即按规定组成俄共议会党团，围绕国家的重大问题，在讨论和通过各项立法提案的时候，充分阐述自己的政见，力争其他各派政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议会最后通过的决定，往往对总统和政府的决策产生重大作用。
例如，1994年2月，以俄共为核心的反对派在国家杜马中提出了对“8·19”事件、1993年“十月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实行大赦的议案，这个议案获得通过，迫使叶利钦总统接受既成事实。1998年8-9月，俄共主导下的国家杜马两次拒绝叶利钦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迫使叶利钦作出重大让步，改提普里马科夫为总理人选。此外，俄共主导下的国家杜马还多次拒绝批准叶利钦总统1993年签署的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核武器条约》以及政府提出的《土地法》和《劳动法》。所有这些，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重大斗争，而且对执政当局起了明显的制约影响，但所采用的方式措施又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学的规定，也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准则。
1996年、2000年、2004年和2017年各派政党争夺政权的四次总统选举也是如此。在总统选举中，俄共按规定推举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全力以赴地进行竞选活动。尽管四次总统选举都主要是俄共的候选人同执政当局的候选人之间的拼搏，结果也都是俄共遭到失败，但是四次总统选举都是在政党基础之上、按照宪法和法学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准则。
以上情况说明，正是俄共在参加俄政党政治过程中，促进了俄政党政治的规范和完善，在俄政党体制的发展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三、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问题上的困境和两难
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问题上的困境和两难首先表现在，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与其推翻现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之间的矛盾。俄共恢复重建以来，始终以推翻现存的反人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 随着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参加各级政权（如参加议会，某些党员甚至在执行权力机关中工作），并且不得不在现行法学框架内活动，这就意味着，俄共从事实上承认了现政权的合法性。实践表明，作为体制内反对派政党的俄共，只能以建设性政党的形象出现，而建设性政党的实践结果又会与共产党的性质和目标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今天强总统弱议会的俄罗斯，共产党试图通过议会途径夺取政权的希望更加渺茫。[12]184况且俄共作为体制内政党，它提出的一些建设性主张，常常授人以柄，给社会留下“俄共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只能在体制内修修补补”的印象。在俄共中一直存在着为什么要参加政权的争论。俄共领导人至今仍然认为，在俄罗斯目前条件下，共产党人参加议会和政权机构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俄共也清醒地意识到，俄共参加现政权本来是要捍卫劳动人民的权利，抑制资本主义复辟的速度，可是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现行制度的保存和完善，并且作用了俄共自身的存在，不利于俄共推翻现政权的长远目标的实现。[13]如何解决成为体制内政党与其奋斗目标的矛盾成为俄共急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其次，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问题上的困境和两难还表现在，坚持准则与采取灵活策略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俄共为了实现奋斗目标，需要与执政当局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需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准则，但是有时现实决定俄共不妥协的斗争对其不利，又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两者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矛盾和两难。2000年2月8日，普京在会见大学生时说：只有那种欧洲式的“稳固的”政党体系才能确保政治稳定。同日，普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又说：“任何时候都应当有反对派，否则政权就十分虚弱，很快就会失去现实感”。④2月27日，普京在“团结”运动大会上讲话，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并强调：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发挥影响的政党体系”；俄罗斯缺少“有威望的、形成了体系的党”，俄共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形成了体系的党”；俄罗斯应实行“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⑤这就是普京心目中的多党政治的目标模式。在普京的多党政治模式中，其中一个重要位置极有可能是预留给经过其改造的俄共的。因为普京认可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俄共存在之必要，并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借用了俄共的某些主张，他希望俄共能成为服从、完善而不是改变现行制度的社会民主党。[12]184为此，2001年7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左翼运动时，建议俄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以将俄共纳入其期望的轨道。而俄共也曾幻想成为如普京所描绘的两党或三党制中的一个政党，但俄共改名涉及到准则问题，它无法接受改变党的性质--“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这一前提条件，不想为此付出可能危及党的生命的代价。因此，对普京的建议，俄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作出了否定的回应。2003年8月，在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一百周年之际，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回答了俄共各地区新闻媒体代表提出的问题，其中再次明确地阐述了俄共拒绝更改党的名称和俄共不实行社会民主党化的立场。俄共的不配合自然受到执政当局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攻击，并扶植俄共内部的反对派，从而达到分化瓦解俄共的目的。内外夹攻和俄共本身的失误，使俄共逐渐走向衰弱和分裂。
四、俄共在参加政党政治问题上的前景
俄共不仅是原苏东地区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共的衰弱和分裂使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陷入低潮，今后的道路必将困难重重。如果俄共继续萎缩直至最后消亡，那就意味着俄罗斯最后一支对执政当局起强劲牵制影响的社会力量遭到毁灭，这对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俄罗斯国家而言，都将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据笔者看，如果俄共真的消亡，那留给俄罗斯的实际上将是一个零党制，因为目前在俄政党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统一俄罗斯”党虽然在最近两次杜马选举中“战绩”卓著，但是它却存在严重缺陷，没有任何指导思想，没有明确的纲领和意识形态，完全以权力为基础，以支持总统（总理）为己任，⑥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为了邀请时任总统普京领导“统一俄罗斯”党，该党不惜临时改变党的章程。在普京明确拒绝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成员的情况下，该党仍然一致同意选举普京出任党主席。据笔者了解，在政党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不是党的成员却能当选该党主席的创举，关于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政党来说，是一件值得商榷的准则性问题。 同时，“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是借助于政权以及各种最强大的财团力量的资助和扶持才得以进入议会的政党。各级行政官僚在党员的组成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党内拥有很大作用，党的领导层更是被一些重量级的国家高级官员所把持，人们把该党称为“官僚党”是完全有根据的。这些官员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某些集团的利益。最明显的事实是，2004年8月5日，“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国家杜马通过了《对于以津贴取代优惠》的法案，俄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正式开始实施。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自2017年1月1日起，取消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医疗、免费打电话、免费疗养等优惠政策，代之以对享受福利的公民进行现金补贴。据俄媒体介绍，这次改革受冲击最大的是老战士、退休者和残疾人，而178万俄各级官员所享受的优惠待遇没有改变。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福利制度改革是在大幅度提高政府官员工资之后开始的。
由此可见，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垄断了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这虽然有助于贯彻当局的意志，有利于实现普京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方针，但弊端也相当明显：国家决策无法充分体现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无法使政党更好地发挥其联系人民与政权的纽带影响，不利于俄罗斯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健康发展。[12]84
所以说，这样一种畸形的制度如继续下去，则意味着俄政党政治的倒退，也未必能保证俄罗斯的长治久安。据报道，俄当局曾准备推进两党制的建设，一是把“统一俄罗斯”党改造为真正的政党，使之成为一个“中右派”政党，二是把俄共改造为西欧社会民主党那样的“中左派”政党，或者撇开俄共另建一个西欧社会民主党那样的“中左派”政党。俄共过去一再声明自己决不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今后更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要使那些从俄共分裂出去而且野心很大的各派组织联合成为一个西欧社会民主党那样的“中左派”政党，则更是难上加难。[14]2017年10月当局支持三个中左翼政党合并建立的“公正俄罗斯”党，并没有达到其替代俄共的预期目标，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俄共的发展应当引起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关注，而俄共自身更应该痛定思痛，通过改革重新走向复兴之路。
注释：
①据俄通社-塔斯社以及法新社莫斯科2000年7月15日电；孙占林：《“俄罗斯”运动成立标志着俄共走向分裂》，新华社莫斯科2000年7月23日电。
②据新华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电，人民网2002-05-26。
③参见郑羽、蒋明君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17）》（政治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年版。
④据俄塔社莫斯科2000年2月8日电。
⑤据俄塔社莫斯科2000年2月27日电。
⑥“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对象取决于普京的意愿，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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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羽，蒋明君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17）：政治卷[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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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淑春.俄共复兴社会主义目标的途径和手段[J].科学社会主义，2002（1）.
[14]王正泉.俄共发生分裂的原因和作用[EB/OL].千龙网，2004-07-08. [责任编辑 张海波]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Politics
LI Yazhou
Abstract： During the 20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trained and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party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played an essential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party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existenc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after its 1993 restoration promot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ussian party politics and therefor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party politic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for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to participate party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should arouse atten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society.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should take its painful experience to heart and march toward the path of rejuvenation through reform.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ty politics； mutual influence；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 
